关注十年前的危机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我们的未来

　　本报特约记者 何帆

　　十年前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仍然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具有戏剧性的是，2006年底出现的泰国金融动荡似乎再次警示了我们，金融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

　　学术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进行了探讨，陆续推出了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在解释力上有相当的发展；政策决策部门对金融开放、资本管制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再激进地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区域货币合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本次圆桌讨论会是《第一财经日报》组织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周年”系列报道的开张。所邀请的嘉宾非常有特色，他们是对政策非常敏感的学者，或是一直有学术情怀的官员。余永定教授是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前任委员，樊纲教授是这个委员会的现任委员，郝福满先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正好身处重灾地之一：印度尼西亚，沈联涛先生当时恰好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掌舵人之一。

　　当几位嘉宾谈到当前东亚是否仍然面临着和当年爆发金融危机时候一样的风险时，他们没有一个表露出轻松的心情。尽管东亚国家在经历了危机之后，从宏观政策、金融改革、加快政府透明度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金融体系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愈演愈烈，对冲基金的力量更加强大。各国的央行传统上关注的都是国内宏观政策目标，如就业和通货膨胀，如何应对带有传染性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是摆在各国中央银行面前的新问题。

　　首先，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显得更加迫切，在一个开放经济甚至是半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改革不改革，如何改革国内的金融体制，都不是一国政府自己能够决定的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会从境外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迫使一国政府尽快将金融改革列入议事日程。其次，正如余永定教授所说的，金融危机的性质是“资本账户危机”，变幻不定的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着一国的宏观稳定。资本为何会流入，资本何时会流出，值得各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关注。

　　泰国在去年年底的经验告诉我们，小国开放经济面对强横的国际资本，会处于多么无奈的境地。建立更好的预警体系，加强各国之间对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能力，对于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都是非常必要的。再次，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根源就是当年发达国家保持超低利率水平，导致流动性泛滥。作为危机的最后贷款人的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颇受诟病。重建合理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要有更多的发言权。

　　金融危机的幽灵仍然在徘徊。下一个金融危机出现在哪里？是

股票市场异常狂热的越南，还是一度股市下跌的印度？是步入老年化陷阱的日本，还是巨额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美国？是运气屡屡不佳的泰国，还是曾经免于劫难的中国？危机是不可预测的，但风险却是可以管理的。关注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我们的未来。本次圆桌讨论分为上下两期，今天献给读者的是上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