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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东亚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东亚变化着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趋势使人们越来越希望东亚能够走出后冷战时代的“冷战”状况，建立新的政治与安全结构，甚至呼唤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在这些乐观主义的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东亚？事实上，目前的东亚经济地区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没有身份认同的重商主义合作方式。
地理身份泛化是东亚地区身份模糊的首要体现。传统地理学中，东亚是指中国、朝鲜、蒙古和日本四国，但近十多年来，在传统地理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指涉的东亚还包括了东南亚地区。而且，东亚这种地理身份泛化的现状又由于地缘经济与政治等因素而深化。
首先是由于亚洲特别是东亚战后独特的历史背景。东亚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虽然摆脱了先前的宗主国获得独立，但战后亚洲的冷战格局使得许多新成立的国家依附于美国，东亚的政治地理身份泛化。
此外，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随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以及中国和东盟的崛起，导致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这种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紧密相联，导致东亚地缘经济身份的内涵不足。
在地区主义建构中，地区主义共同体越深化，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代价就越高。这种被排除在外的威胁使得其他国家寻求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东亚之外的好几个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希望在该地区的地区安排中寻求成员身份，以便为它们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提供保障。如泛亚洲地区主义的亚太经合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首先由澳大利亚提出的。这种地区主义合作中地理的泛化使得东亚地理十分模糊。
东亚地区身份模糊同时表现在地区对外身份难以建构上。自1945年以来，东亚地区并没有形成共同的外部威胁观念。对单个国家来说，严重威胁更多的是来自地区内部。东亚地区内部的这些威胁观念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使东亚身份难以在东亚各国扎根，各国都囿于民族主义的藩篱。
从东亚结构方面讲，东亚从没有形成像欧洲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泾渭分明的两极结构，冷战时期东亚的两极是建立在不完全的双边联盟基础上，同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不和使两极结构在东亚表现并不充分，而朝鲜战争的遗产又使联系正常化变得复杂。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也困扰该地区，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历史问题。日本对历史问题不进行清算，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朝鲜对日本的疑惧很难消除。此外，东亚的现实的热点问题很多，如南中国海问题、朝鲜分裂问题、中国统一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可以发现大国的影子，使东亚大国关系复杂，不存在多边主义的框架。
东亚地区身份模糊还表现在地区内部身份没有树立上。首先，东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强化了安全领域的复杂性。东亚地区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等差异性很大。在次地区，如东北亚国家虽然存在所谓的儒家文化，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变迁和政治发展的不同，使东北亚缺少凝聚力。东南亚国家的差异性更大，该地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存。
其次，政治关系脆弱和各国国内政治问题。东亚国家政治制度多样，各国政治关系脆弱，很多时候领导人的私人友谊在国家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现象在东盟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很明显。有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更迭频繁(如日本)也影响政策或计划的延续性。各国国内因素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使得很少有亚洲人像欧洲梦想着欧洲合众国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亚洲合众国。
再次，东亚国家缺少多边主义合作的经验，地区观念薄弱。战后东亚对峙是全球冷战的一部分，美国的安全安排都是双边主义。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外交以双边外交为主，没有多边主义的政策与实践。
此外，东亚缺少主导国，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东亚国家由于本身经济的成功，也使它们对地区层次的获益兴趣不大，缺少经济动因。同时，各国还固守自己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构，不像20世纪50至70 年代的拉美国家，一体化是与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体化不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且更是为了经济结构转型。而到了80年代，一体化则更是为了挽救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困境。
所有的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东亚的身份认同比较缺乏，导致东亚现有的经济地区主义在一种没有明晰身份内涵的情况下发展。东亚现有的经济地区主义正是由于这种身份内涵的缺乏而难以实现跨越式的进步，而安全共同体的构架则更是遥遥无期。(肖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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