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与中国经济改革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董辅礽与中国经济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5日 16:50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黄锫坚北京报道

　　一个人的离去，可能给社会带来遮蔽和揭示的双重效果。他们带走许多无法解开的谜，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对未来的思考。

　　今天的年轻人，多半并不熟悉董辅礽这个名字，其学术贡献更不为人所知。然而，

新浪交友有奖征文理想系列写字楼热租中

走入香港梦想之都大型休闲游戏燃烧战车

他的去世在中国经济学界引发的悼念和追思活动，却是近年罕见的。

　　7月30日，董辅礽病逝于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8月12日晚，泰康大厦11层，100多名学生和亲朋在此举行悼念董辅礽先生烛光追思会，这天上午，中国社科院召开了董辅礽追悼会。过去两周时间里，他的弟子自发组织了首都机场的接灵仪式，还将在本月下旬举行一场学术研讨会。不少经济学家纷纷撰文，表达他们的怀念和悲痛。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五位经济学家，试图描绘完整的董辅礽。

　　“人们后来总结改革历程，认为存在两条线：一是所有制改革，一是运行机制改革。运行机制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有制方面就是产权改革。文革结束后，我和刘国光讨论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而董辅礽认为，不仅要研究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且要研究所有制改革。老董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是领先的，1979年就开始提。而且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更敏感。”赵人伟说。1985年到1988年，董辅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当时赵人伟是副所长。

　　所有制改革第一人

　　“关于所有制改革，他毫无争议是中国第一人。”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记者说，这位“双轨制”理论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界曾经颇具影响力。

　　1978年9月，中国社科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董辅礽在会上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行政企分开，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行政社分开。他随后将这个报告写成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上。

　　这个报告和这篇文章掀起的波澜非比寻常。董老的弟子都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对思想界，这就像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有比较详细的阐述。”田源对记者说。现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的他，1980年代曾任国务院价格改革研究小组副组长，后来成为董辅礽的博士生。

　　1980年代中期，董辅礽用八宝饭来比喻他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是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和经济。董也承认，“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不是我最早提出来的。但我一直赞成。”他的论述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赞成从生产力落后性和多层次性来论证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从而不赞成把建立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看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或者说，混和经济的提出，不是由我国生产力的落后性和多层次性决定的，而是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各有强点和弱点，建立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可以强化各种所有制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

　　值得记录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董辅礽和唐宗焜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国家所有制改革课题，后来又争取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个课题组的最大贡献是搜集了大量国有企业的数据，包括1200家国有企业样本，每个企业的数量指标有321个，并有50多个问题的问卷，共340万个数值。这个课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以经验数据搜集和案例调查为基础进行的企业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是不怎么在乎前人的理论创见。但董老师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创见，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华生说。

　　肯定温州模式，守望民营经济

　　董辅礽对温州模式的肯定，也是被许多学者提及的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江苏南部的农村，比如无锡、苏州、常州、南通，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异常迅猛。苏南乡镇工业产值1979-1986年平均每年增长34%，有人称之为“苏南模式”。而在浙江的温州等地，农民的私有制非农企业也迅速发展，有人称之为“温州模式”。中国农村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模式，当时学者和领导层存在许多争论。

　　1986年，董辅礽带领社科院经济所的一个调查小组到温州、金华一带调查当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回来后，董先后写出十多万字的文章，在温州、北京大学等地和单位作过多次报告，对争论激烈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董老师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分析，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华生说。

　　目前“苏南模式”已经消失，小集体模式最后带来许多后遗症。苏南的乡镇企业大部分已经明晰产权，走向了温州模式。当年两种模式的争论已消于无形。

　　有人在悼念文章中认为，“董老是私营经济的护航者。他利用各种机会为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为私产入宪的到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董辅礽曾说，“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他还呼吁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于2002年在京举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合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与私营经济相关的四大焦点问题重新认识资本和财富、积极培育“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保护、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及解决路径。

　　2004年的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终于写入宪法。

　　提携后进改革经济所

　　董辅礽去世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应，这与他努力提携后辈是分不开的。

　　1985年6月董辅礽成为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上任之后，他首先改革了原来按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科室，并起用一大批年轻而有才华的经济学者。1985年到1988年间担任副所长的赵人伟回忆说，董辅礽在推动整个经济所的改革方面，起了很多作用。除了政治经济学室、经济学思想室以外，他增设了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研究室。“这些设置也是和改革潮流以及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的，是开拓性的工作。”

　　董辅礽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其中以华生、何家成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研究集体，以此为核心还聚集了所外的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家，如张少杰、边勇壮、罗小朋等。这个研究集体不断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声名鹊起。举例而言，在价格改革方面，他们提出实行价格的双轨制，作为由政府-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过渡，这个建议为政府采纳……又如，在全国国有企业推行‘承包制’的热浪中，他们提出了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资产经营责任制是华生等人提出来的，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华生等人认为，应该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各级资产管理部门全权负责资产的完整、增值和收益，与管人相结合，只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负责。华生还受国务院领导委托，亲赴若干改革试点城市，组织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这些建议和设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国企改革。

　　令人惋惜的是，1989年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董辅礽一手建立的相应研究室也被撤消。华生等经济学者也纷纷离开研究所，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去国外留学。

　　博学家vs专门家

　　在许多人眼中，董辅礽对今日经济学界的意义，不光是他的思想，也包括他的学术作风。

　　董辅礽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过去我专注于一个领域：社会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文革’后，由于形势需要以及我的工作岗位不容许我稳定于某个特殊领域，而要求拓宽我的研究领域，这使我违反了自己的主张，也更杂了，犯了自己不愿犯的毛病，不再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好处是思路拓宽了。”

　　“对什么问题都发言，这是中国学者的最大问题。而董老师一直主张，做研究是要做专门家。他劝诫年轻学者专注一个领域，不要变成万金油。”华生回忆。“一方面，他在学术上有创见，50多岁了才遇上改革开放，要有创见很不容易，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另一方面，他有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这一辈人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他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说，我虽然涉猎这个领域，但了解不多，知识不多。这是非常难得的。当实践证明他有错误、有局限时，他反复说，我那观点又错了。这是我在其他知名经济学家身上很少看到的。”华生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最近几年，董辅礽最为媒体关注的无疑是他在股市大争论中的发言。

　　“说实话，老一辈经济学家对资本市场都不是很懂。他们的争论并不到位，没有说到资本市场的根本症结。难得的是，董老师没有冒充权威，他承认自己不专业。而且他的直觉特别好，他认为应该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是无辜的，要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华生评价。在1990年代淡出理论界后，最近六年，华生一直专注中国资本市场，并最早提出股权分裂是中国股市的根本危机所在。

　　“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明白，问题出在政府那里，根本不是投资者这块。制度设计上太偏向融资者，太偏向国有企业，而对投资者是歧视的。”华生说。

　　坚守学术

　　“1978年提出所有制改革，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这属于异端邪说，肯定会冒犯某些权威。”田源说。

　　文革后曾与董辅礽合作多年的于光远曾这样评价董辅礽，“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主张，都是以一个正直、勇敢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和经济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顾中伤和攻击，坚持自己的看法，从不见风使舵，不随声附和，更不在某种压力下屈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的这段话往往被用于形容年轻一代，但此刻用在董辅礽这一辈人身上，竟也是如此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