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中国社会面临四大转型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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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十三届诚信公益盛典”于2022年1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刘元春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静悄悄地转型革命之中，“疫情促进我们所面临的四大转型全面加速，同时全面叠加。这些转型将为我们产生很多的新机遇”。但他也强调，转型同时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新的一些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些转型，对于经济运行体系，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构，有深刻的认识。

　　这四个转型是：第一，从“十二五”以来一直进行的，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转型。第二，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第三，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绿色大转型。第四，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的大转型。

　　他强调，在这四大转型之后，中国经济要步入到以试错式经济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在传统工业化的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模式。因此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的大转型，也势在必行。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元春：我想谈一些自己的思考——四大转型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中长期的一种判断的基础上，着眼于当下所关注的问题，来思考今明两年可能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一些新的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当下的形势做了很好的研判，特别是在肯定2021年取得标志性里程碑成绩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从而引出我们2022年整个宏观调控发展定位是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对于这样一种判断，需要我们对三重压力，对“稳”的内涵有一个精确的分析。

　　为什么当下下行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必须要在今年一季度要采取相应的举措，特别是七大类的这种政策。

　　我们团队在11月份就梳理出相关的一些因素，在经济下行中间所产生的力量。比如说第一个是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反复，包括中间搀杂的气候变化，这是外生的条件。

　　另外一个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扬，尤其是以铁矿石与能源、农产品等等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进口价格，以及工业品进料价格、出厂价格所带来的持续性冲击，我们所估算的仅大宗商品进口和进口价格的上涨，导致成本上扬可能达到1.4万亿的规模。因此上游企业，特别是一些基础类的垄断型的一些企业，他们的利润暴涨，但是这些利润在本质上是一种成本冲击下产生的利润转移，也就是说是利润来源于中下游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大型企业、龙头企业、垄断型企业、上游企业利润出现了明显暴涨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下游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出现的全面成本承压的局面。

　　我们在市场主体不断持续上扬的过程中，就业的状况以及就业的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地好转。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小企业的承压，当然也还会看到供给侧，特别供应链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去年所热议的缺电、缺煤、缺工等等的一些现象，在2020年的时候，在整个复工复产取得圆满胜利的前提下是难以想象的，没有想到今年又因为缺煤、缺电，导致很多的生产大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等等的现象。

　　当然我们还会看到由于房地产市场几道红线，再加上一系列的长效性机制改革的出台，引发在整体房地产参数的变异，同时在叠加房地产龙头企业所出现的金融变异。

　　我们对于去年所呈现出在需求侧、供给侧、预期侧等等的一些现象，已经把它梳理的很清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七个方面来进行大的政策布局，要全面对冲当前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大家所热议的共同富裕、资本扩张、金融风险，还有双碳等等，都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和战略布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出台的这些举措，以及在思想层面进行的进一步的澄清，为“稳字当头”奠定很好的基础。

　　我想讲的一个重点是一定要认识到现在正在产生静悄悄地转型革命，疫情促进我们所面临的四大转型全面加速，同时全面叠加。这些转型将为我们产生很多的新机遇，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新的一些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些转型，对于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构，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否则只是在表象中追逐经济下滑的一些因素，而不能从一种中期的角度来把握趋势这些因素，我想我们在企业战略方面，个人理财策略方面，可能都会略显不足。

　　第一种转型，是从“十二五”以来一直进行的，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这种大转型，我们认为这两年这个转型已经上升到一个全面提升的阶段，标志性的参数是第一疫情导致数字经济全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疫情使我们加速接受了数字经济的生活方式和资源配置的方式。从而导致的结果第一是全面启动了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我们的研发强度达到了2.4%，我们估计到2022年研发强度将会达到2.5%，到2025年左右，估计会接近3%这样的水平，当然大家要认识到当我们研发水平接近3%的时候，我们的研发投入将超过5万亿这样的一种规模，这个规模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规模，因此科技驱动很明显。

　　第二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全面超越30%，第三数字经济对于GDP的贡献度超过60%。第四很重要参数，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两年在其它投资和出口都出现全面下滑的情况下，高新技术的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两位数这样的增长，龙头科技企业他们的利润和估值都呈现出很好的趋势。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结果，创新驱动在加速性的进展，我们必将以新基建，以科技自立自强与全面进行科技投入、研发投入来改变未来的生态结构、经济结构，所以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但我们一定要看到的问题是，科技的投入，新基建的这些投入与传统投入到底有什么差别，在经济的这种逆周期调整、跨周期调整中，这些投入与传统基建、传统投资、传统要素的投入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可能会看到的第一个差别是它们的成熟效应比较低，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应，所以我们看到在“铁公基”这些大型的传统基建上面，进行大规模投入的时候，马上在建筑业、相应的这些行业里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我们从去年以来，或者说前年以来，所启动的“两新一重”，特别是新基建，没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我们这个行当里面一个最典型的分析方法——基建看什么？挖掘机指数。这两年一个新变化，挖掘机指数与我们的基建之间的关联度不大了，所以说因此新基建是必须的，但是新基建能不能够起到短期逆周期的调整效应，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国家通过加计扣除，一系列的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提高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跟我们进行厂房设施的投入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最大的是如果我们投入到一些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研发，往往是投入到人身上的，它产生的效应和这种以工具器械为主体的这些投资所产生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在进行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的新一轮的科技创新的一种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下，我们对于逆周期的力度和跨周期的效应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传统投入所具备的，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要认识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第二个转型要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进行转型。这个转型非常有必要。特别是我们在中美贸易博弈中认识到“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性，认识到我们在全国产业链、价值链中间对于控制关键环节、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我们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链的完整，对于经济平稳运转的关键作用，当然欧美也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现在讲的饭碗要端在自己的手里面，马可龙讲法兰西的命运要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面，当然美国、印度、日本都提出了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一些举措，这个举措会带来未来一个大的变化，建立在传统外包体系上、垂直分工体系上单一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会进行全面重构。产业链会变得更宽、变的更短，而不像过去又细又长，导致在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下，呈现出超级的趋同性，这些变化会导致全球效率的下降，因此我们也会在未来实施国产替代计划，要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这样一种构建模式。

　　这种构建一定会导致我们会出现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同时在重构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进一步的短板效应。比如说产业链、供应链在转型中间的摩擦瓶颈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来依赖国外的精准供应，零库存，我们要替代成国内多元的匹配，而库存大大的增长，这样的一种新模式会出现大量的摩擦和适配性问题，在这个过程要经历镇痛，但同时也会产生国产替代的新机遇。在这种替代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系，就是超大市场经济体它的规模效应将在未来全面展现。

　　第三个转型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绿色大转型。绿色大转型是我们一个必然的战略调整，要求生产方式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到底是一种什么转变，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比如说在“911”之后，一定会增加安防，安防就成了一个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在本质上是什么？是我们整个人类成本的增长。由于瘟疫的出现，我们必须每天戴口罩，必须每天进行防护，那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防护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存在是什么，是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生产成本为基础。绿色大转型在本质上与这些转型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在进行减少碳排放或者是确权进行碳交易，首先是什么？是一个成本概念。我们对排放一吨二氧化碳指标进行定价，原来不需要承担这个成本，但现在要承担这个成本，所以我们以碳交易、碳确权所做出来碳市场，以及相应的碳金融，在最初一定会承受一个巨大的成本。第二个关键的一环是我们在成本的冲击下，确权的压力下，怎么样进行技术创新，这就是绿色技术创新。第三个才是污染减少，排放减少，温室效应缓解，绿色生活方式得到确立，这个时候是收益出来，但是绿色收益大部分是以公共品的形式呈现的，我们难以按照传统的方式转换为企业的收益，所以在绿色大转型中间，一定要考虑这样的一个辩证的路径，从而来进行成本的分摊、利益的共享。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个层面，而单纯地认为绿色大转型创造了新的产业，创造了新的金融形态，创造了一种新的利益模式，那一定在宏观调控中间会出现新的问题。

　　第四个转型是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的大转型。我们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为什么这么快速，与我们的制度优势密切相关联，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有一个很超级的制度，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还有一个超级制度就是土地二元制体系，土地二元体系为我们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级差地租，同时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基础性资源，当然更为重要的土地作为一个不断增值的价值，成为我们金融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和垫脚石，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的特色，也就是说土地制度成就了我们快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和快速的金融化，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未来的契机依然构建在土地之上，所以因此土地的大转型、房地产的大转型是势在必行，但是这个转型中间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金融化的模式、工业化的模式、城市化的模式，必须要有全面的一种变革，意味着我们的关税体系，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式要有全面的改革，否则我们可能要面临未来更为严峻的风险和转型的成本。

　　在这四大转型之后，中国经济要步入到以试错式经济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在传统工业化的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模式。因此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的大转型，也势在必行。包括我们的宏观调控制度我们的治理体系进一步的改革是相关联的，大家也会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改革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研究很多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四大转型，对于当下和对于未来超级重要的转型，这几大转型的碰头和叠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在宏观、微观，各种投资中间的一些基础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常态状态下的一些理念，都是难以理解它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面，要重构一些战略理念和战略思想，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四大转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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