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能够很好的管理风险、分配资本，而且要是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实现，而美国的资本体系没有很好的管理风险、没有进行分配资产，进行了资本的错配，把资本放到住房已经其他人们买不起的领域，等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做它应该做的简单事情，就是让这些老百姓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庭财务，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重点看一看，到底美国想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危机发生的前几年，体制当中流动性供应非常充足，这些流动性本来可以用于有效的方面，比如说，美国经济当中高生产效率的部门，然而令人很遗憾的是很多金融机构重点不是给中小企业提供这种资源资本，或者说给新企业提供资本。而是把这些钱用于剥削美国的穷人，也就造成了次贷危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现在把钱又投到金融体系的时候，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钱现在投入的这些部门是很有问题的，有一些银行规模太大，我们承担不起它的失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理念，你这个大银行，你承担了过分的风险，你要是赚了钱就是归自己的，是赔的话因为你太大又不能够倒。现在美国的做法可以说通过鼓励整合又让银行的规模更加大了。在全球的层次上，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全球的总需求不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样也是和全球失衡有关的，几年前大家就开始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失衡也是几年前大家担心的一个情况的反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上一次，97年、9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财政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它的应对都是很糟糕的。那么，结果就是那些国家当时对危机管理非常差劲，所以他们就不想再暴露于这种风险之中。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现在我想谈一谈全球的应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它确实要求我们有一个全球的应对，但同时，全球的经济框架它的基础还是要靠国家单个的应对。我们就各个国家自己来对它所面临的危机的成本损益进行分析。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那么，一个国家它可能是增加了进口，可能它的措施就会影响到别的国家。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有溢出效应的。每个国家考虑的都是它对自己是什么样的成本，而不考虑那些溢出效应。那么，每个国家单个的刺激计划规模也都是不足的，而且每个国家的刺激设计都是为了把他的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他考虑的是国内的乘数效应。很多国家他们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尽管在G20的会议上，已经呼吁大家不要搞保护主义，但仍然有17个国家在去年11月份华盛顿会议之后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包括美国也是在它的刺激计划当中有一条是买美国货的规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从全球范围内的刺激是太少了，而且每花一美元也没有产生最好的效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不仅仅要增加开支，而且要更好的监管体制，需要大家能够在监管体系当中达到一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下面发生的问题反映到上层，这样全球的监管体系中。如果我们这个体系不是全面的，那么这个钱就涌入到了监管最松的地方了。那么，要获得全球的协调也确实有着很多的挑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前面的体制下，已经获益良多的那些国家更有动力让现在的改革只是表面的改革，而不是实质性的。到底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监管？我们会有一个长长的单子，大家都会谈透明度，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而且对一些非常复杂的衍生品，需要全面的披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可以说它的信息并没有很好的公布给大家。可以说，他们做的事情太复杂了，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都评估不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都不清楚，那么他们怎么了解别人的情况呢？有可能，银行一开始本来想是骗别人，最后却把自己给骗了。所以说，现在出现了这么糟糕的情况。但是，当时的刺激体系有问题，比如说一些坏的信息反而会获得一些股票期权等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改革也要是对激励机制改革、对杠杆化改革，对风险控制进行改革，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我们着手应对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们也担心会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的话会阻碍创新，每个人都支持创新，但是必须铭记在心，大部分的创新并不是直接提升经济效益的，而是有着其他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风险、管理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风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有很多这样的证据，我们都看到创新能够在实体经济当中提升生产力，但是大家知道金融行业它只是一个途径而不是一个目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是两个独立的部门，我们要看到的是它所带来的真真切切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提升，金融领域没有很好的管理风险、没有很好的分配资金，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有30%的企业利润都是在金融财务这一块产生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同时，一些基础性的教育能够人们更好地管理这些高风险资产，虽然创新在那里，但是没有相应的教育，创新人们就更难去管理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都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产，他们的房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好的监管，我们不要多，不要少，要质量好的监管，这是有效的手段，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使得创新能够真正的提升生产力，让老百姓都能够管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当我们考虑管理世界经济的时候，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各个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超过政治全球化的进程，我们所有的政治结构并没有管理好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他们是失职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她不断的推动放宽监管。放宽监管就是造成问题的根源，他们推动资本市场的放开，这也就使得美国的问题将使一些有毒资产遍布全国，产生了有毒效应。美国的这些人当然很高兴了，因为很多的有毒资产都在海外被买去了，公司也放宽了监管，他们可以去购买这些资产，我们有一部分的有毒资产都是在海外销售的，这样就使得整个局面变得更加糟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那么，全球机构的失败也关系到我在第一场会议结束的时候谈到的全球储备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全球金融体系却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正中之重的问题，甚至20国集团会议当中，在今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在说如果当时中国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必要的讨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最后我想谈一下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是最可能受到危机重创的群体，即便是那些竭尽所能把事情做好的，也很难幸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很多国家受到的冲击很大，面临着资本外流、贸易的萎缩、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汇款的减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必要的资源来给予像美国那么大的刺激计划。反而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刺激方案和中国的GDP比重不逊于任何国家的，除了没有刺激经济的之外，也没有资源来抵消发达国家采取的政策和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多国家对自己的资产进行担保，包括发达国家想做银行担保，但是担保的信誉也抵不上政府所担保的信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流回到美国，流回到这个世界问题的根源地。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全球化在危机之后将会受到巨大的改变。过去我们谈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公平竞争环境的摧毁。我们都知道补贴是扭曲贸易的，就像关税一样的，但是相对扭曲贸易来说是不公平的，所有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壁垒，但是有钱的国家才可以给予补贴，特别是金融企业以补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即使是那些没有拿到补贴的公司，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知道自己可以冒更大的风险，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政府会来救他们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个危机也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八国集团知道不能靠一己之力来解决问题，必须让新兴经济体也参与其中。这是很久以来就需要的变革，由八国集团变成20国集团了，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也是有问题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首先，他们要求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让国际金融稳定论坛来确保监管上的跟进，但他们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且在当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他们所给予的资金也是存在问题的，信心是不足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给的钱太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第三个问题是，大部分的钱都是以信贷的方式来给予的。我们几年前刚刚从债务危机当中走出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一样，我们不想陷入新一轮的债务当中。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再者，这是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来应对。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我们也没有得到必要的全球共同应对，因此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谢谢大家！

　　[邓肯·尼德奥尔] 非常感谢各位邀请我参加此次会议，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简要谈几点。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探讨的是经济复苏前景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现在有人统计，很多的商业模式都是本地化的，是不是还会在海外投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全球的治理规则，如果我们在几个月前，在这里开会的话，我相信在座各位会比今天更加的悲观。

　　[邓肯·尼德奥尔] 在几个月前市场还是自由落体的运动当中。当时几乎是没有人表示乐观的，当时我是想要乐观，但是应着寥寥，我们现在不仅看到中国的环境是比较乐观的，中国的情绪是比较乐观的。

　　[邓肯·尼德奥尔] 此外，全球的股市都在复苏当中，这也就使得各方的信息进一步的提升。现在我们的挑战就是，有些人预测说，市场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像历史上一样，在6到9个月之前就预示了经济复苏，但我觉得还是不成熟的。

　　[邓肯·尼德奥尔] 我觉得没有像精神分裂一样充满恐惧，我们可以看一看市场的复苏，我也不想让人们过于乐观，有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再次出现。看一看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市场，我们感觉这次主要是贸易的增长，而不是投资的增长。

　　[邓肯·尼德奥尔] 刚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谈到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看到的几个迹象让我们非常的乐观。一个迹象就是IPO交易已经开始了，人们已经忘记了IPO是什么，在有的市场IPO已经叫停很长时间了，但是在美国现在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IPO案例。有人可能会说，现在阀门打开了，会有洪水冲进来，会有很多很多的IPO。但是我觉得不一定，现在市场的行为体他们知道IPO不一定能够为公司带来很大的好处。

　　[邓肯·尼德奥尔] 但是，我觉得不会非常地多，可是这个市场是打开了，有一些高质量的交易是可以进行的。在中国，在亚洲市场也会慢慢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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