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有1100多个小额贷款机构，他们可能在做不一样的工作，会和不同的人握手和不同的人交流。因此，我们就需要其他的一些方法，我们把它叫做商业化的方法。其实，商业化的方法差不多是在90年代出来的。我们会发现已经成为了商用化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成为一个主旨了。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一种商业化的发展途径，已经成为了目前市场当中一个主导。商业化的发展意思是说，如果你向他们进行融资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对于你整个小额融资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怎么样利用商业化的发展途径呢？我们在使用商业化发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下时间的问题。我把这一点放在后面的一张图上，如果你在做商业化途径的话，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不仅仅你要管理这样的小额贷款，同时你也要想一想你要创立一种机构，或者你把之前已经存在的NGO或者金融机构变成这样的金融服务机构。很多情况下，这样做也成功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有一种情况发生，这个所有者是谁，所有者的职责是谁？他并且能够让他们持续很好的工作，同时也要向他的受众提供很好的援助，让他们能够获益。

　　商业小额信贷是蛮好的方式，有些很大的银行也开始提供所谓的小额信贷。但我觉得这些只是一些消费者信贷不算是小额信贷。有一件事发生在墨西哥，当地有一个小额信贷的机构，有着蛮好的口碑，它开始上市了。这个机构是在1990年中期的时候建立的，当地的口碑很好，也是有两位墨西哥人资助。当时墨西哥国内有一点通胀的现象，因为通胀一下子就涨了100%。很多很多的小额信贷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应对这样一种变化了，最起码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应对这种通货膨胀的变化。因此情况就变得非常有变动化了。当时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涨到最高的程度，2年之后一个商业组织来改变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投资者，可能是一个机构，比如说来自美国小额信贷的机构，还有就是世行。世行认为，它是处于一个中立的地位，他是非常赞成小额信贷的。07年的时候，这个机构想去上市了，我们知道这样的机构上市是蛮难的，发行之后价格涨到发行价的13倍，市盈率是42倍。之后这个公司变得非常成功。整个价值达到13亿美元。我现在正在写这样的一份论文，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两个机构成为墨西哥这家小额信贷公司的投资者，包括欧洲和其他的机构，还包括格兰米银行等等。因此，这个机构是很好的实践。

　　那么，到底成功的上市反映是什么呢？很多人都鼓励这一点，都非常的高兴这一点。但是，有人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呢？因为他们是提高了自己的利率，没有下降利率。我们认为15%到20%的利率是可以保持你的成本。但是这个机构，他们的利率是30%%，因此他们是做剥削的事情。他们向谁来卖出他们的股份呢？这是一个二级的出售，向外界出售30%的股份。这30%里面60%卖给了对冲基金，但是对基金我们一般不希望他们参与到小额信贷的业务当中来的。不然的话这对于这样的小额信贷市场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你把你的权利和能力交到资本市场，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抵抗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是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有不一样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法呢？

　　其实有一个机构大家不太了解，现在也是一个蛮大的小额信贷机构，他们在做业务之前，也就是要上市，要提高他们的股价，然后把股份卖给各种基金之前。有一个德国的小额机构，他们自己希望能够上市。这个机构的人，他本人就是金融界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他说，我们需要股本来发展我们的公司。如果没有上市的话，就不可能发展，但是虽然我们要上市，但我们也不想把我们的权利交给那些机构，而那些机构是做间接的损害的事情。所以，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要非常的关注整个股本的回报率。如果要上市的话，这个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了，那么你要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情况的改变呢？也就是说，你要有一种非投票能力的行为。这是一种绑定行为，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是一个顾问，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员，好多年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需要讲一下数字，而不是讲太多其他的东西。

　　谢谢！

　　许振明：最后一位是徐明东先生，他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监管变革：如何抑制银行”。

　　徐明东：各位专家、学者中午好，危机发生以后有很多对银行行业进行了讨论。关于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改革有很多方面的讨论，一个是关于金融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一种就是银行行为的讨论。我今天发言主要是对现有的从监管层次到抑制银行行为的措施整理。

　　第一方面，金融体系，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客观上因为银行风险和识别管理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表明，目前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一些制度安排加剧了这种顺周期的放大机制。比如说，讨论比较多的是，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尤其是04年颁布的新资本协议，采取了内部评级法。自从1999年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发行以来，对新资本协议的缺陷或者讨论最多的就是新资本协议顺周期的问题。另外就是后顿型的拨备制度，更多体现是预期损失与已实现损失。

　　以前讨论比较多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宏观经济调整机制，现在危机来了，更加意识到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从监管方面建立微观的逆经济机制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措施。

　　微观经济周期主要是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上做一些调整和增加一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整理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降低风险，权重函数输入因子的周期性波动，采取跨周期的风险评级法取代实时风险评级法等，但从现在来看还有一些不足。

　　另外就是动态拨备的制度，体现的是已经实现的损失。而按照风险管理的框架。动态拨备在后顿实施的经研究是西班牙在2000年7月实行的，在原有的拨备上增加了统计拨备。主要是体现风险是形成于经济扩张时期的思想。在2005年的时候又作出了一些调整。但原有基本的特征还是保留了下来。

　　西班牙已经实行的经验来看，统计拨备的实施使西班牙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资本缓冲。2008年的一般拨备规模能吸收9%的不良资产比率、2008年未实现不良贷款率1.5%。

　　建立资本约束逆周期机制。在经济繁荣时提高最低资本要求，在经济箫条时降低最低资本的要求。在08年公布的《巴塞尔协议》当中提出，根据宏观经济周期适度调整的思路。现有的讨论思路比如说，Goodhart和persaud提出，将资本要求与银行总资产规模的增加联结在一起。另外，就是周小川在09年提出，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得到新的风险权重。

　　另外就是运用其他审慎监管工具，比如说：建立杠杆比率限制，基于规则的反周期的流动性限制，周期性变动银行从批发市场融资的规模限制，限制银行贷款条件等。

　　最后，注重宏观调控政策和微观协调政策的搭配。谢谢大家！

　　许振明：五篇文章都发表完了。有一两个提问。

　　张志超：几位讲的非常好，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你刚才讲的一些数据，那么你的取样区间是多少，因为你选了好多不同的区间。这是第一点，取样区间是多少？

　　第二个，融入和整合你觉得不是特别好，你是准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你觉得你的财务或者是金融的整合度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有些不同的参数是吗？就我的工作来讲，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难做，也就是把金融整合以及金融的存留的时间区别开来。你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概念。我们觉得应该由更好的机构来做这个事情。

　　目前在中国的金融整合和全球的整合，差不多是0.48%，如果取比较大的数字，可以代表更多的、更深的一个金融整合，0.48%是最大的一个数字了。就香港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因为大陆和香港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数字有0.47%，比全球的平均销量要小一点，原因是什么？中国目前正在整合进入到欧洲的市场，这个市场市场是远远高于0.48%？我们注意看到中国更加融入到全球社会，可能这个数字就会不一样。那么，区域之间数字的不一样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Anders  C.johansson：谢谢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你的取样的时间，我主要平均分成三个时间，是一个蛮小的样品，因为我们在中国时间并不是很长，因此我分成三个平均的取样时间的。从1991年到2008年，分成三个平均分的时间区间。你刚才看的是我们做的第一部分的工作，因此我分成三段的平均时间段，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在不同的几段当中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因此，我并不是想给大家来解释这个变化，只是给大家看到说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确实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经济整合到全球经济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关于你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欧洲整合度那么高，说实话我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也希望在座各位如果有答案的话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观点是，特别是对于市场的演变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我希望香港的发展程度能够更高一些。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很好的答案，如果在座有的话，可以探讨一下。

　　提问：(没有翻译)

　　Reinhard  H.Schmidt：说实话我并不是这件事的主管，是我一个朋友在负责这件事情的。我们知道小额信贷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许振明：谢谢各位，今天上午的讨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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