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项目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关于问题贷款的项目。当时他们计划是TALP，计划中所涉及的资产价值约占美国总体的85%。刚才我所介绍的FDIC为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担保，还有15%的股权是分布在公私、合营部门。大概公共部门占到15%的一半，即7.5%。关于这些股权的一些盈利，他们也有分配的计划，在公和私部门之间进行对半分。刚才我说到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有很多贷款的价格定价过低。这样的一些措施，这样的一些规定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时间有限，我本来想讲更多的例子。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这也是政府所担心的，就是FDIC、美联储、财政部，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计划，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不同的分支机构、其它的共同选举，在各个项目中的资源分配，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我有相关的文档，在这里就不讲了，大家感兴趣可以找到。

　　其实规定说来说去，都跟刚才的道理类似，只是他们推了一些新花样。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的感觉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就增加了20倍，美联储现在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接受贷款的企业集团，这个企业集团涉及到部门的方方面面，甚至开始在长期债券股票方面进行投资。以前在这个领域他们不应当有任何的业务涉及。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这些行政机构他们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主要的信息就是这些美国行政机构、管理机构他们并没有推出正确的刺激方案，他们推出的东西都是不太合理的，不健康的，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

　　刘红忠：谢谢George  M.von教授对美国金融危机暴发，以及之后美国几个结构，包括财政部、美联储、FDIC他们在危机管理当中的做法。我们下面请上海交通大学费方域教授，做就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发言。大家欢迎。

　　费方域：

　　我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现在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政府的决策。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完成这件事。

　　我想回顾一下世界各国发展的过程。主要有几个：第一，两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伦敦的主要特点第一依赖于工业发展的程度，第二就是它的监管，是鼓励创新的谨慎监管。这两个成为它突出的特点。第二是纽约，纽约抓住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它储备货币的地位，另外制度建设上和美国整个经济增长相适应。这是纽约的特点。东京的特点，经济一度发展非常快，但是后来一下子跌下来。东京金融中心实际上提出了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一下子一蹶不振。然后是香港和新加坡，新加坡实际上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么小的地方，离岸金融市场做得这么好。这和它把分离的模式、政府的扶持、监管，尤其在人力资本上下了工夫，这成为它的特点。

　　总结这几个金融中心发展的过程，通常就把它说成金融中心的类型，一个是大国模式，还有一个是离岸模式。这两个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两种发展道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要上海要建这样的金融中心，我们应该怎么样确定我们的路径，我们应该怎么样原则我们的道路。最近国务院推出上海建设“两个中心”以后，学界和政界都有比较多的讨论，讨论比较多的是到底靠经济发展以后，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长三角、全国然后我们形成金融中心。还是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方面相对快的发展，然后形成上海的金融中心。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我们的意见，上海可能要走混合的路。实际上上海现在根本排不上号，伦敦金融城的统计中，上海排不上号，距离还是蛮大的。但是两点比较明显，一点大家看好中国，第二点认为下一个金融中心，上海还是考虑的。今年3月份调查，上海还是排在迪拜后面。2020年完成这件事情，时间非常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和现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要相适应，第二金融建设上的本身恐怕要走出一些道路。

　　从前面几个中心的发展来看，有共同的东西，一个是和经济增长有关，第二个和抓住机会有关，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等等机会。还有和制度建设有关，还有和本身金融发展程度有关。上海要发展，恐怕这几个方面都要同时并举。

　　这次金融危机，对金融中心也提出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中间我们可以得到的经验：第一和经济要相结合；第二，要发展金融市场产品体系，相对独立；第三，在人民币国际化中间，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要相辅相成推进；第四，金融中心完善金融调控和央行货币政策方面要能够发挥作用。

　　关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第一，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加快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第三，推进期货市场的发展；第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第五加快推进资本的证券化；第六，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第七，要协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建设推进经济金融；第八！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第九，统一规划、联动发展；第十，整合金融教育和人才资源。

　　我们觉得上海推进金融中心一部分要中央政府做，比如说资本帐户开放的程度、法制体系的建设，这部分中央要牵头做。另一方面现在金融中心都是以城市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它和大都市的发展，和上海独特城市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上来说金融环境、氛围，城市基础建设、生活条件，等等作为上海来说也有很多发展。所以发展金融中心中央和地方要协调起来，做这件事情，即实体经济和金融本身的发展要结合起来做。这样的话如果抓住一些时机，能够比较好的推进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刘红忠：感谢交通大学的费教授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路径做了精彩的发言，我们第一议题讨论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按照计划到十点十五分之前有茶歇，我们占用5分钟时间，看有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提一点问题。到10点07分我们茶歇。

　　谢谢大家！

　　第二阶段演讲

　　金融危机后的监管变革

　　许振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我是第二阶段的主持人，有五个人发言，每个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在发言之后再讨论。我是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所的许振明老师。去年开始，我到台湾金融研究院做行政工作，目前是院长。平常还是蛮忙的，也兼我们金融研究所的所长。我们主要做银行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已经成立30年，是官方的机构。我们请刘锡良，刘老师发表文章。刘老师来自西南财大，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

　　刘锡良的代表：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各位汇报我们的工作，因为刘锡良主任有事，就委托我来宣讲一下他的论文。刘老师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当时危机还没有爆发，所以还是比较有先见性的。

　　写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很多新兴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说银行部门、公共部门还有私人部门或者说公司部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错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不仅非居民的投资者之间跟本国居民之间交易出现了困难，而且私人之间和本国人之间也出现了困难。尤其是IMF的研究学者，从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危机的产生，危机是怎么来传染的。

　　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汇报一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已有的文件当中部门资产负债表失衡的类型。还有就是关于部门资产负债表或者建立在部门资产负债表基础之上，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功能跟它是否存在国家资本结构的问题。

　　第二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资产负债表错配跟货币之间的联系。这篇文章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是一个综述性的文章。

　　在资产负债表方法上，像艾伦这样的学者研究货币错配、资本错配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同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致力于发现部门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危机怎么在不同部门之间传染的。这种传染是否会扩大危机，加深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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