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醒民：下面有请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吴缚龙先生。

　　吴缚龙：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很多学者对区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海外对中国的区域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我也是一个初学者，把我的心得体会向他们汇报一下。

　　城市的很多土地发展或者是住房、或者是迁居，国内学者对区域做了很大的研究，由于缺少了框架就很难跟国际的研究进行对话。对西欧、北美做了大量的研究。我在这里想对中国城市区治理变迁来做我的解读。

　　首先想介绍一下我的基本观点，这样在我展开的时候，就不至于失掉我的线索。在改革开放是以放权为线索的，这样的经济改革塑造了企业的政府。就是刚才大家强调的征地，企业政府就像一个企业，在西方也有学者讲到这个事。经济放权就讲到导致城市之间的过度竞争，出现了一种企业化的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治理危机、出现了问题。为了应付危机，在中国治理的重心出现了新一轮的发展，大家最近感受到的新一轮政府的调控手段进行加强了。在西方研究中国的时候，多数的强调分权，强调财政政策的分权制，比较少研究新一轮的产业的调整。如果回顾治理的政策或者区域政策，出现了这样一个变迁，首先是从国家的再分配的情况下，现在很多问题，实际上怎么样重塑在区域上的治理。如果要认识到中国治理模式的话，首先要认识中国模式的问题，全球下的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借用一些概念，一种概念中国是做四小龙错轴导向的模式，错轴导向在中国是很明显的，是发展型政府。

　　西方老讲中国是计划经济，政府很强权，其实两方面都存在，这两个是同时并存的。在地方的层面上，非常的市场化。所以，也不是一个由国家层面上控制的这种政府模式。也不是西方这种伏特经济或者政府推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政府还是有很大的干预。

　　中国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他把计划经济的遗产，转化为一种竞争力。农民对土地产权控制能力比较弱，政府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进而，通过这样一种竞争力把外资、农民工和土地运作结合在一起，这个运作是通过企业型的政府来运作的。这个模式是这样的过程？在国家尺度上放权，在城市尺度上建立了激励机制，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我们想要解说中国地理变迁的情况，可以借鉴西方的概念。西方的一个学者做了这样的解释，凯迪恩斯主义、伏特式的危机，到了伏特革危机以后，最后形成的问题就是财政危机和政治冲突。这个时候就开始新自由主义化，强调地方主义，结果是不平衡发展。

　　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种发展，在大局上面形成一种新的管制，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城市。就是在国家的一种管制能力的区域化，而不是单单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区域的竞争能力，而不是单个城市竞争能力，实际上一种危机处理，但是城市的问题并没解决。我想就这个概念来回顾一下中国的城市化的情况，那个时候治理模式是条块分割体系为特征的管理。出现的结果大家都提到了城乡管理和二元，后果是区域不平衡发展，虽然那个时候是强调区域平衡发展，但是它的结果是区域不平衡发展。在市场改革的初期，出现了企业型的政府，最近有一个动态城市区域的再兴起，在区域上面立种新的机制，出现了使用空间规划。刚才叶教授提到空间规划的想法，从中建立一些协调机制，建立一些软性的机制等等。他的问题是说，在区域城市上面到底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它可能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利益体，但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体。

　　当年是一种垂直的系统，条块、分割是一个计划分配。那个时候也是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区域的内部分工，资源丰富的地方产出资源，放到上海这些地方来进行加工。但是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国家也产生了再分配的区域政策来尽量平衡。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在概念上要平衡，但是建设上这个区域的差异很大，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十大会议上再三提到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又出现了企业性的治理，城镇分界。所以，要随时管理弱化地方经济的强化。长三角的经济可以看出来，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从一个农村的县变为个县级市，从自费办开发区起家，到建立世界工厂的模式，40%都在昆山组装。最近昆山又建一个上海新的大的国际城，昆山是得益于上海的区域，不是一个单独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地区它全球化的过程带来的是一个区域化。大家老是说它区域同质化，它既在上海又不在上海的位置，出现了外商投资的区域。

　　这是建立服务基地、外包基地等等区域总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随着企业城市的建立以后，出现了过度的竟争，产业结构同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在太湖周边的城市用地迅速扩张，实际上用土地换产值通过这样的模式迅速扩张，出现了环境的污染等等。

　　我们最近看出来一个动向，是为了应对治理危机出现了新一轮的机制建立。现在我们发现，现在有一种趋势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再度显现，前面强调企业化，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不是做区域平衡建设，不是出现这个原因，危机是一种可持续议程下面新一轮的想法。而且在宏观政治的上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邓小平的硬道理，到胡锦涛的新发展等等。因为规划是企业型政府的工具，以便为城市发展改变空间。做规划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规划产品本身也商品化，以前是政府规划局、规划院来编制，现在找规划境外的设计公司，找国内的明星教授来做规划，规划高价钱还要营销，规划的产品本身也企业化。

　　这个是广州的概念规划，中科院产生一种大的区域规划。广州跟深圳竞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土地，规划涉及到城市医生，英国有一系列电视剧叫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就是住房医生，他到你这个房子来看一看，你的房子装修不好，建议你的房子涂料换一下，现在的规划试成了城市医生，他就告诉你就要为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服务，既然广州常年是围绕周长三角的一条线，干脆就把城市中心放在番禺。它有一个背后的利益机制在里面，到处都是城市群。这种规划的工具现在也变了，在上一层的政府可以利用规划的工具把它转换一下，变为一个协调工具，出现了一大堆的协调规划等等。比如说除了经济、长三角区域规划等等。

　　这是中科院编的国家体系规划，这时候不是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而是要想到怎么样整治了。还把治理的功能进行了一些分析，分成了哪些区域级的，哪些是协调的、哪些是指引的等等。实际上现在发现，规划的功能拓展了，大家都是搞规划，住房部、发改委等等都搞，尤其是李市长带头，计划的空间化，现在要搞空间发展战略，而且现在又搞出一个新的主题功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展开讲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做规划就有一个主导权，抓住治理中语言的发言权，一旦这个发言权掌握了以后，你所在的部门肯定是权利很大。还有一种中心城市把周围的城市扩张，当年也是企业化治理的工具，为中心城市打开他的发展空间，现在突然间变化了，现在不光是把它纳入到中间来，现在想要区域之间的协调，避免它们冲突，区域化调整的后果，就出现了都市的区域化。在区域上来建立制度，以前在企业治理中心下移的时候，要建立区域型的机构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区域中心的上移，形成了区域的协调机制。比如要搞一些高层的协调会议等等，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松散的，没有什么一个机制来协调他们的，没有一个再分配的权利。因为讲的比较匆忙，结论再讲一下，分权导致了企业型的政府，这种形态的政府必然是世界工厂模式的管理形态。而世界工厂导致了转变，事实上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区域实实在在形成了，在这个同时国家层面的治理也逐步下放到城市区域。

　　什么要素在城市形成了资源整合？是劳动力还是资本、还是土地设施？我的结论就是说，怎么样从软性的制度再建立一个区域上面的职能委员会，这个要真正解决区域治理，一体化等等，实际上是要获得企业型政府，把企业型政府机制破解了，区域治理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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