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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在抽象的意义上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旧形式、旧的利益关系,包括旧的观念、旧的一些原则和教条的束缚,打破这种阻力,来实现体制转轨。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信息的不完全、知识的不完全,关于制度信息的不完全、关于制度知识的不完全的障碍,使得改革能够比较平稳地推向前。
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关改革的问题大概两个方面,第一是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改,阻碍了改革的发展。第二是现实当中不会改、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怕出乱子。这就是转轨经济学基本的两个方面。转轨经济这些年也得到了很多的发展,我就不细讲这方面的理论了,书里面都有解说。
特区为什么是一个体制转轨的好的形式、好的模式呢?就在于特区实现了以下两个大方面的功能: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五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是在原来的旧体制比较薄弱的地方,旧体制的束缚相对比较小,而一开始成立特区的时候想的就是在一些沿海地区,原旧体制包袱比较小的地方建立特区,而且多数的特区,包括深圳和海南是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广东不是落后,但是我们当时在深圳这块地方,当时的宝安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特殊原因,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比较低,就使得既得利益本身比较小。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要去补偿既得利益的损害,相对来讲容易点。
第二、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因为毗邻香港,它就比较容易实现对外资和外贸的开放,比较容易引入一些新的利益主体来推动改革,成为改革的动力,因为要克服改革的阻力得有动力。一个率先开放的地方,而且毗邻香港,香港有大量的经济、大量的资本,是外资可以进入的、外贸可以迅速展开的地方,就使得新的利益主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利益主体可以比较快速的成长,在利益关系的对比当中,动力这部分可以增长得比较快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过去这三十年很多改革开放是由于我们引进了外资,我们做外贸,和世界接轨,要为外资创造条件等等,推动我们国内的改革。
第三、一个原来原住民比较少的地方,如果实现了对民营的开放,就使得原来在国内的一些有改革动力的、有闯劲的、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向这个地方聚集。这也是加速了改革的进度,因为它加快了改革动力的增长。在利益对比关系中也有利于改革体制创新,甚至包括外来民工,有一些民工能够第一次走出去,来到特区,也是属于有创新精神的一批。因此,一个开放的移民政策是使得一个特区能够在体制改革上、在利益主体的关系发生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对比中国这几个特区,凡是对于移民开放比较大的地区,改革的进程都比较大,不仅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对内开放。前面讲的是改变利益关系,本来束缚比较小、阻力本来就较小,然后迅速引进了一批新的改革动力的行为主体,就使得我们的改革相对来讲比较顺利。我这里不多讲当时领导人的独特作用:有开放精神、有务实精神、有市场意识的领导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一般的理论都会讲到的,领导人的观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但是其他地方可能做不到像特区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区也有这样的领导人,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领导人,但是还要有其他因素的引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够先行先试,能够改革体制发展迅速,是因为有以上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