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问柳总这个问题的时候，刘总很坦率地说，原罪可以举一两件，您能举原罪给我们听听吗？

　　郭广昌:

　　我比柳总信任在哪里？我出生比他晚，92年才创业，柳总的年代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不做，要么必须做打着引号的原罪的概念。92年以后，整个社会环境给我们的空间已经比较大了，面对两难选择的东西就少了，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既不需要这样也不需要那样的出来了。

　　主持人:

　　言外之意你的创业比柳总干净。

　　郭广昌:

　　首先柳总就是干净的，他冒着风险去做那些事情，需要勇气，所以更应该给他掌声。

　　主持人:

　　现在我要把时间给对面的同事，财经名记们，在很早的时候采访过今天的在座嘉宾，所以现在把提问的权利给你们，请你们向这些老江湖们再次提出问题。哪一位先来？

　　何力:

　　我第一次采访刘永好是15年前1993年，刘总在那一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那一年第一次有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今天的刘总看起来，我记得93年春天3月份是友谊宾馆，当时的刘总还是很腼腆的，甚至有几分青涩，对媒体也不像刚才对你一样侃侃而谈。我特意让同事去找了一份当时的采访，刘总说改革开放我能致富，特别感谢邓小平，向媒体承诺给小平的家乡捐钱办一个希望小学，不知道希望小学后来办了吗？

　　刘永好:

　　确实我们非常感谢邓小平先生，他不但是我们四川人的，更重要的是他这种作为使我们国家有了今天，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和全国人民都感谢他，当时5万块算不少了，我们捐了当地的一个小学，以后我们跟工商联的企业家朋友在邓小平的家乡搞了个森林，种了很多树。更重要的是以后我们发展了扶贫的光彩事业，我们为老少边穷地区也包括小平的家乡，投入超过千亿，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回报。我们发展了，对国家也有所贡献，现在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超过70%人的就业，这个群体是光荣的。

　　何力:

　　我特别想问他你26年来一直专注于做农业，又是做农业的民营企业，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在做农业的民营企业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国家政策。你在1989年说面对困难，甚至要把自己的公司送给当地政府，很感谢当时的县委书记，你觉得国家的政策对于国家的农业、农民、农村，从事农业的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

　　刘永好:

　　国家的政策对农民对农村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仔细想了想，在建国的时候，毛主席领导大家，农民分到了土地，奠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30年前邓小平把土地经营权放给了农民，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现在又过了30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提出，让农村跟城市一样享受的成果，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在每一次重大的变化，都是以农村、以土地、以农村的政策调整作为先导的，我作为从事农产业的企业，中间的体会特别深。当然中间也有很多低谷，90年代初的时候，一方面农业经济掉入低谷了，另一方面国内的争论特别厉害。以前很多领导到我们这里来，县里的、省里的，中央的都来，以后不来了，更重要的是做很多事情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想了半天觉得算了，可能我们做个开明绅士吧，是不是把我们的资产全部交给政府。我找到县委书记，我说书记你支持我们创业，你交给我们10个专业户我们完成了，不但完成了我们公社已经有超过千万的资产，我们交给政府了，但是有个要求，这个给我们管，至少是国家的。书记想了想说，刘永好你们做得是对的，科技兴农带动农民增加收入你们也发展这是对的，至于上面怎么说，媒体怎么说不要管，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想收你财产的想法，你们好好地悄悄地干。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感谢这位书记，因为他是书记，我们当时认为很大的官，他代表了党的政府的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才有今天。可见民营企业发展跟政策太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