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锡文：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作为跨国公司，首先在行业里要起到代替作用，因为不管日化还是食品都会产生污染，所以必须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各个公司都在讲，实际上这些跨国公司都用的是全球统一的标准，而且都是高于国内要求的标准。日化现在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零排放、零污染，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在产品内的污染，最近一直发现的三聚氰胺的事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环保污染，也涉及食品污染，这需要最高的标准进行检测，同时原料方面要进行检测，这需要全球统一的高标准。我们的食品全球统一检测，而且检测的时候是不看外包装的，这不成问题。至于怎么做好环保，确实值得我们以后深思，第一我们要带动整个行业来做，第二是在公益事业中对中国环保做一些贡献。去年我们做了一些绿水青山项目，下面我们还要做保护水资源项目、节省水资源项目，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行第二轮讨论，金融危机对于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对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二是作为政府部门下面的一个研究机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服务、提供很好的政策支持。这几家大公司在中国都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对于中国今后的战略和政策有什么好的建议？

　　曾锡文：我先讲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危机，包括金融危机。中国有一个特点，越遇到困难越有创造性，所以要继续开放。第二，未来有两个机会，1、偏重内向型经济转为偏重内需。2、发展海外城市转为发展农村。以前中国12亿人，只买一两亿人的东西。所以，政府的机构改革要加快进行。商务部也经常问我们，每个省整天批手续，去年我们要增加1亿多，他们整整批了8个月，如果这一点不改进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前途。

　　杨海浩：刚才谈到要扩大内需，我们建议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和发达国家比实在太低，和30年改革开放方方面面的发展水平比，也不成比例。城市个人收入和农民收入都不可比，要增加农产品的价格，农民才能增加收入，拉动农民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是非常大的，这次国家“三农”会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要减少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重视对农村的投入，切切实实地增加农民收入。

　　华威濂：根据我们香港行业的一些比较，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现，一方面中国有专家、有足够的人力来努力为各方面的政策做出制定，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某些行业市场非常小，就有一些企业认为市场潜力太小了，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扩张。

　　我认为，不管在中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达到各方面的和谐，尽管在市场和各种方面有多样性，但这种和谐还是可以达到的。

　　梅约克：未来中国的企业，中国人和跨国公司都有很多的机遇。现在中国本土企业面对国际企业的竞争，我们要想加快发展，需要指出我们在整个运作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在整个政策决策过程中，应该加强透明度，来公开地、透明地指出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同时，在其它方面，比如环保、气候变化这些全球范围都面临的问题，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近年来我也在关注中国，也知道中国在上述方面积极地做出努力，同时也认为，中国可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服务行业和研究领域更加对世界进一步的开放。

　　吴浣苓：我想提出一点，就是人的问题，企业的“企”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止。把人拿掉了，什么都停止了。何博士刚才讲到中国的投资环境，我认为除了刚才讲到的硬件环境和软性的法律环境、金融环境之外，人文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让中国的政府、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家庭能够培养出更多有道德、有教养、有文化、有相当多语言能力的人才，这才是中国将来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董瑞萍：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拉动内需的措施，这样也为我们这样的公司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包括国家在投资几百亿在铁路建设方面，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个机遇。政府决策，我们也想提一些建议，刚才谈到了“三农”问题，支持农村发展和农村饮水、城市减排、控制污染方面的法规，我们建了很多污水处理厂，但运营环节出的问题很多。如何解决运营环节的问题，出台运营方面的法规和财政方面的政策，我认为将有利于减排、有利于中国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

　　曾锡文：刚才说金融危机是危机还是机遇，我们如何抓住机会应对危机；第二，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怀着新的希望。在美国，我们感受了金融危机，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改善我们的近期状况。对于政府我可能没有提出什么忠告和建议，但我们都提到了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卫生保健、减少贫困和农村发展等等问题，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机会，当我们看到其它的一些地方，很多市场上的人们都说机会是很多的，通过衰退到经济的好转，可以看到，要去发展、要去投资，和中国进行合作，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