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要做起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海尔在推行OEC管理法的时候，把企业所有的目标都分解到每个人，每个人在每天、每月都有具体的目标，而且每个人的工作和业绩在每天、每个月都要有新的提高。张瑞敏后来回忆说：“这种做法，一天可以做到，一个月也可以坚持，多少年都坚持日清日高就很难了。我们硬是坚持下来了。”当这些行为成为每个人的习惯时，就变成自觉的意识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中，这时原来有些强制性或繁琐的程序就可简化。

　　培育科学管理的文化

　　现在很多管理理念或者管理思想，流行用中国古代的人物和著作来诠释，水煮三国呀，《易经》中的管理智慧呀。的确，在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长河中都留下科学管理的影子。但是泰罗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思想家。

　　在本质上，科学管理是一种做事的理性化态度。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法律开始，就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理性精神。现代工商文明的发展和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生活的全面理性化过程，从政府组织、法律到企业管理等等，都要变得条理化、纪律化，趋于稳定、精确、严格、可预测。合理簿记、资本核算等企业管理的基本工具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这种精神要贯彻下去，泰罗和他的科学管理就登场了。

　　中国的古代哲学讲究悟道，实证分析不足。孔夫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的目标不是做专业人士，不然就和工具一样了。但明代的“戚家军”首领戚继光是个例外。他的《纪效新书》是中国兵书中的异类。传统的中国兵书谈的是阴阳，是谋略，是勇武，是仁义。戚继光则独辟蹊径，做的是管理的基本功，他孜孜不倦钻研的是编制组织、军法军令、武器规格、战术配合等等。他创造的鸳鸯阵是一个诸兵种合成的战术组织，对各种武器的配备、每个人的职责都有严格的规定。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提到，戚继光“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这简直和泰罗差不多。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散漫性在文化品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传》，作为中国国民的写照。这位差不多先生总是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做伙计，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他去坐火车，迟到了两分钟，火车开走了，他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他病重，能找到的医生是个兽医，他也觉得差不多，结果不治身亡。在慢节奏、重经验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差不多”或许是种美德，一到讲究精确和效率的现代工商社会中，问题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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