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炯梁能秦朔曹章武谈中国EMBA发展实录(7)

　　曹章武：您觉得在中欧教书，中欧这几年的发展怎么样？

　　葛定昆：我觉得咱们发展很快，咱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叫客户导向，可以这么说，我们教授上到第一线，我们直接跟客户打交道，我们的其它同事包括我们的领导在后面支持我们。这个方式在国外不是完全这样的，比如说像哈佛，他们已经有很多年的积累，他们有上百亿基金，如何施教有更多的灵活性；而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市场上成功，这样对我们运作我觉得非常好。第一个我们学生非常挑剔，一般EMBA我们选最好的老师去教。教学效果好就会吸引更多更好的同学来。

　　曹章武：请问我们白教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中欧？

　　白思迪：我觉得毫无疑问中欧它在国内的声誉，不仅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都是非常知名的我觉得中欧从国际的标准来讲，在它内部组织架构，在它工作的风格方面应该是比较领先的一个学校。所以一些国外的教授他们如果选择到中国来教书的话，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先考虑中欧。确实这个学校管理的风格，它的思路确实非常的开放，这个是最大的不同。你要是跟其他的商学院相比的话，可能教材都差不多，最大的不同就是运营的风格、管理的思路。像刚才张院长讲的，学校里面对教授的这种支持，开放的态度，作为教授确实是非常喜欢这种工作环境。

　　我非常兴奋的一点是中欧自身定位是一座桥梁，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然后外国企业及管理学教育进入中国的桥梁，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在这座桥上生活和工作，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幸福。

　　曹章武：那么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商学院的印象和来之后有什么变化？

　　白思迪：我第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是1986年，到上海来访问，在过去一二十年当中目睹了中国上海的不断变化，所以说我当初决定到中欧来教书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是有前面的铺垫。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跟中国不断的接触中，中国给我的印象在不断的加深，知识也是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到这边来以后很大的不同就是看待自己的视角变了，如果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旅游的人，短期的来访问的话，可能到这边来见几个人，交一些朋友，马上又回国去，但如果说你把自己看作就在这边工作，你就是一个本地人的话，在上海有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自己去交水电费，自己的小孩也在上海读书，这样的话我觉得心态就会完全的不同，我也学习到更多。现在我对中欧内部管理的领导，相关的工作人员这种态度也是随着心态的变化在不断的学习，可以说我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这里，如果你是短期的访问可能就不会这样想。

　　曹章武者：中欧的EMBA学员给了您一个什么印象？

　　白思迪：在中欧的EMBA，我教的主要课程是企业并购的课程。在EMBA教课确实非常有意思，EMBA学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抓理念、抓原理理论抓的特别快，然后回去以后他都愿意马上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施，这是我对EMBA学生最大的印象。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EMBA学生他们到课堂来的时候，脑子里面都是带着问题来的，他们每天、每个礼拜在自己公司日常运行当中碰到了很多问题，然后他们把问题带到课堂里，对教授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马上就抓到了第一手的资料，知道外面公司里面到底哪些问题是最热门的，是学生最关心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需求再来安排我们这个课程文化，我们就觉得这个课程会非常的成功，会帮助学生能够系统性的来思考一下自己公司内部的问题，然后回去以后怎么办。

　　所以经常我最高兴的就是礼拜五他们过来上课，学了四天的课以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等到他们礼拜二回到公司的时候，马上就能够把课堂里面学到的最新的系统性的理念用来分析他的公司，然后让自己的公司运行能够更加的顺利，解决一些问题，作为教授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是最开心的。

　　然后我觉得EMBA我们能够实现的影响更大一些，某些短期的培训，可能学员来听一次课就结束了，但是EMBA它是连续两年的，学生不断到课堂里面，这样的话带给学员的影响更深、更持久。

　　曹章武：请问一下我们葛教授，您来中欧以后，中欧的EMBA学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葛定昆：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去年是8月份来，10月份就开始上EMBA的课，很多同事说这很危险，因为我们EMBA同学很挑剔。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我现在很难用几个词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的EMBA同学太优秀了，总的来说，可能会用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EMBA同学他们非常聪明，经验非常丰富，我上的是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选修课，它关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怎么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因为是选修课，吸引的都是关心这方面问题的同学。这些同学都非常积极，他们来上课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这种经验对我们同学来说，对我们老师来说都非常的宝贵。

　　另外一个我觉得EMBA同学都很用功。举个例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咱们的老师用的教材是多少，我实际给了189页的东西，同学读的非常用功，当时感到一个很让你感动，第二个是很欣慰，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三个，很多EMBA同学他们功底很扎实，他们的分析能力有博士生的水平，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水平非常的高，有的方法非常正确，而且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他可以把它简化，反正就能够解决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最后我觉得咱们EMBA同学非常团结，他们的毕业晚会做的那个水平，可能是咱们很多大型的晚会达不到的水平，做的非常好，后来我调研问题他们都很支持，不管是毕业的，还是在校的同学都很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庭。

　　在美国的时候很多都是单向，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感觉，我要想办法不仅把我的知识转过去，还要把大家的知识提上来，我们的EMBA同学，我发现真的跟他们在一起，是教和学同时进行的。

　　曹章武者：您在这教学过程当中遇到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葛定昆：我先讲吧，因为我去年刚来到这里，因为我教了三个项目，这三个项目对老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关注EMBA这一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搞明白他们要什么，在很多情况来说，很多老师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因为咱们的EMBA同学他们很聪明，他们经验很丰富，也很用功，你要给他们解决他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你怎么能够在你的知识体系下来，让他们表达出来，定制化的教学对我们老师来说压力挺大，但是要什么得给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白思迪：不仅是在中欧，或者是在中国，我觉得对所有的管理教育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教授他是有两顶帽子，要扮演两个角色：一方面我们是医生，学生是我们的病人，他有问题所以我们帮他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学生又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为他服务，所以这两个角色我觉得要协调好，你把这个学生当客户的话，他有一些自己的需求，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如果说你是医生，你就不能够只关注病人他喜欢什么，有的时候一些事情他不喜欢做，他不愿意吃这个药，但是也要吃这个药。所以我说这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来平衡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待学生像病人一样，他们肯定是自己的管理碰到麻烦了，有问题了，你要集合一些新的理念、新的工具帮助他们解决，另外一方面要兼顾他们，以客户为导向，要为学生服务，我觉得解决这个挑战，协调的一个办法就是教授要真正懂学生他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现实当中他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样的话，你给他一些解决办法，让他去做一些工作，然后让他吃一些药，可能良药苦口，但是这个学生最终会明白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

　　曹章武：请两位教授展望一下，你们觉得未来中国的商学院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葛定昆：这个问题很难讲，比较宏观的东西，比较难预测。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个方面是咱们国家越来越国际化，就是很多东西差不多跟着国际标准走，所以我想在商业教育这块肯定也是，比如说认证，慢慢我们看到也出现一些趋向，我们办学的模式和办学的方式可能跟国际化接轨。

　　从研究方面来说，我们也有很大压力，我们要国际一流，也是国际标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的管理实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能，咱们可能跟日本一样，日本没有出现特别多的国际一流的文章，但是他们的管理也挺好的，因为他们是针对日本企业的文化，国家的特殊情况做出最有效的可行方案。反过来讲因为我们东方的文化，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加上最近又快速发展，我们研究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作出对中国企业指导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可能在国际上不一定取得很好的发表，但是确实对我们有用，能够为企业服务。这就会产生一种根植中国的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模式。我希望历史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白思迪：我觉得要预测任何事情，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要预测中国的某些事情，但是总体讲起来，关于中国商学院管理教育的发展，我希望今后在中国从事管理研究和管理教学的相关人士能够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要自信，不要人云亦云的跟随外国的一些管理的理念或者是管理的研究，尤其是不能够盲目追随国外的一些管理的理念。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要有自我评判的精神，要脚踏实地，能够做一些扎根于中国现实情况的一些研究，要用一些科学的办法和手段，不能够说听到一些故事就把它拿来当材料，就来搞理论，要讲究科学性。

　　我希望随着中国的研究能力不断的提高，使得整个研究的标准也会搞上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包括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能够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企业具体来讲，他们对于商学院教育有三个最大需求，第一就是国际化，第二个就是整合，第三个问题就是创新。企业希望管理学教育界能够脚踏实地能够搞出真正的理论，而不是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我希望能够把科学的方法和完全扎根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结合起来，我相信如果这样子的话，中国未来的管理教育应该说会办得非常不错。

　　曹章武：我再问一个问题，任何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管理和发展的瓶颈问题，您从中欧的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讲，中欧在管理方面是否还存在问题？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葛定昆：我们中欧发展非常快，总是有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组织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沟通问题。因为现代高等教育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行业，需要同事之间，不同的人之间的密切合作，经常交流才可能有新的知识产生。那么你怎么设立一个组织结构，使大家尽可能流传地沟通，经常交流，在沟通的同时传递和创造新的知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要支持一个组织的高速发展，内部管理基础设施一定要扎实；但是由于高速发展，管理层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内部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我想这两点对我们也好，对我们学员企业也好，都同样是很大的挑战。

　　白思迪：我觉得刚才葛教授也讲了，如果说刚才提到瓶颈问题，我觉得也是由于快速的发展，也是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我们内部的的一套组织体系，一套做法，一套规章制度，能够保证我们在中国的研究和教学有非常大的力度，同时又是紧贴中国的现实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如果要解决这个挑战，就需要研究，对于我们的案例还有教材方面能够有持续的支持，现在我觉得真正的挑战在于市场非常的大，中国需求非常大，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怎么样能够一方面满足需求的情况，又能够保持你的质量不下降，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质量将来一旦下降的话，可能中欧目前的这种领先的地位就会不断的被腐蚀，然后其他的一些机构或者是院校可能会取而代之。现在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但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个问题简单的说起来，到底你要走量还是要质量提高，也是说我追求这个量的话，所有的教学尽量的标准化，然后质量可能就是说不是那么高，但如果你选择另外一条路，我就追求高质量，或者说第三条路，怎么样把高质量和大规模的量两者能够紧密的相连，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一个很紧迫，但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怎么来应对他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葛教授所讲的，就是内部的沟通，不光是中欧的管理层，包括所有利益的相关方，比如说中国的学生，然后中国政府、上海政府，还有教授，方方面面大家能够就这一个挑战的解决办法，大家能够充分的沟通意见，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的话，大家就站在共同的目标来迈进，而不是说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各自为政，这样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曹章武：谢谢二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