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炯梁能秦朔曹章武谈中国EMBA发展实录(4)

　　曹章武：刚才张院长谈到中欧的国际化，那么谈到国际化就谈到跨文化的沟通和管理，那么中欧是怎么解决跨文化的问题？

　　梁能：这就是刚才张院长讲的，中欧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平台。从EMBA项目来讲，我们也非常注意建立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容易,了解世界的情况也不容易,但是要想既了解世界，又了解中国就更不容易.中欧这个平台就提供了这个 “既国际又中国”的机会。

　　比如, 今年沃顿的总裁班到中国来，我们组织中欧的EMBA学生和他们进行一场模拟谈判，关于技术转让的问题，大家谈怎么转让，是合资，还是技术转让; 如果转让技术,合同应当规定哪些条款,转让费用如何决定, 等等. 中欧的学生代表中方，沃顿的总裁代表美方，大家坐下来一谈判，文化差别马上就表现出来了。中国学生谁都说要双赢。嘴上讲的是双赢，行动却是楚河汉界, 壁垒分明. 谈判桌上，很自然的，中方学生坐在一边，沃顿学生坐在一边。一桌两边，每一边算自己的帐，这种 “坐法”非常不利于双赢。既然是双赢，两方面应该信息公开,算一本账。

　　“一桌两边”的谈判,前面一直是僵局. 这个僵局什么时候突破的？一个沃顿学生坐过来，主动坐到中方学生一边，说你算的是什么帐? 这是我的帐，让我们一起来算帐。把两方数据拿到一起，然后看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我们两方怎么合作,才能一起占领市场. 有了共同的数据基础，形成共同信任, 然后才可能谈双赢。共赢是以双方的互相信任为基础的，应该有一本共同的帐。这个后面就反映出了在同样的文化层面差别，大家习以为常的谈判双方各坐一边。通过中欧国际平台的交流互动,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提高对跨文化交流重要性的理解.

　　又比如,现在EMBA学生中，大家公款请客，争相签单，非常豪爽和好客。但是一跟跨国公司打交道，跨国公司就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规范的，除非你是私营老板用自己的资本清客，那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是上市公司，是公司经理人，用公款请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规范的行为。这些事情我们平时是不会意识到的，提出来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反思. 这一点，在学员构成上也有体现. 比较一下中欧的EMBA和沃顿的EMBA，沃顿EMBA60%以上来自于是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国的EMBA60%以上是千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在的制度环境还不完善，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人际关系; 企业如果靠个人关系维系,就很难做大。

　　曹章武：我们提到跨文化，《第一财经日报》也是非常鲜活的例子。它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主办，是中国第一张跨地区、跨媒体运作的报纸，也可以说是跨文化的媒体。请问秦总，这样的一个办报背景，为《第一财经日报》创造了哪些优势和特色？

　　秦朔：对我们来讲还是防止了近亲繁殖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的文化很优秀，你的文化就不行，我的文化很先进，你的文化就不行。但是如果不是在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条件下进行融合，最后靠企业自身的员工去选择和感受，去鉴别的话，其实很难得到发展。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近亲繁殖，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虽然也付出了一定的磨合成本，但是最终的证明，对于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建立和而不同的文化，有这样的一个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曹章武：中欧这十多年，打造了一个中国的一流商学院，当然现在也跻身于世界一流商学院的行列，它也是一个跨文化的典范。从传媒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朔：中欧给我的印像，中欧人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就是很严谨。之所以到学校，而不是在社会上沉浸一段时间，它必定有不同于社会一般的游戏规则以外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很同意梁老师刚才讲的，把学风抓好。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学风，在任何一个成功的学校里，都是必要的条件。

　　另外从跨文化的角度，我觉得它也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感觉中国现在是一个转轨市场，有中国独特的问题，而且中国其实有可能对世界商学院管理问题有所贡献。但是最后怎么能够形成流派，我觉得也是需要调整，就要把国外的比较良好的研究方法，一些结构、模型的方法、定量的方法，跟本土很多的实践相结合。国内有一些以本土化为特色的学者，他在发现问题上是非常敏锐的，但是往往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所以往往变成“小聪明”，看到很多闪光点，但是项目形不成系统性。

　　现在教学需求很强大，有很多教授没有办法潜下心来，来做一些研究。重要的是中欧其实它是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这样在教学之余，还可以做些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开发出基于新兴市场实践的，新的管理的思想。

　　曹章武：其实我接触过这么多商学院，商学院除了把自己研究过的很好商业案例教给学生以外，其实很多商学院内部的管理也是存在问题的。但最起码中欧这十多年发展以来，不但跨越了文化的问题，而且创造了中国很多的第一和奇迹。这两天也正好是中欧2005届EMBA毕业，我们所查到的信息是中欧EMBA今年的招生人数是710人，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之最。据我们了解，目前全球最大的商学院可能招收EMBA学员，也不过300人，中欧有710人。首先第一点这是市场认可的结果，大家都认可中欧；第二，也有很多教授，包括院长提出一些疑问，说中欧招收这么多学员，师资配置是否能够满足学员的需求，教学质量能否得到保障。接下来请张院长谈一下，中欧在自身发展和管理的过程中，除了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以外，我们的710名学生如何保证他们的教学质量？

　　张维炯：应该说我们的EMBA课程，在保证质量上我们花了很大工夫。刚才梁能教授也讲了，我们中欧立足优质资源，我们的品牌和国内著名高校相比较，我们时间很短，像北大、清华都有百年的历史，我们才几年的历史，一定要靠我们的质量来赢得市场的需求。

　　中欧有三大产品，一个是MBA，一个是EMBA，还有一个短期培训的课程。在这三个课程当中，EMBA规模目前是最大的。我们把EMBA课程作为一个专门的产品来研究，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有班，制定最基本的标准，我们有很多流程，有很多规范。把课程当做产品来做，标准化。

　　在招生上面，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应该说是非常严格的。在师资上都是由学校统一配置，应该说也是标准化的。在授课过程当中，讲课过程、作业过程、讨论过程、考试过程，我们都有标准。我们只有通过标准化的过程，然后平时不断的听取反馈，不断的综合调整，应该说现在我们还是能够保证质量的。

　　最大的特点是目前我们教授的人数，和前几年相比增长很快。现在EMBA课程当中，有70%的课程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教授担任。由于是自己的教授，所以标准化的过程就更注重了。我们学校在EMBA课程保证质量的标准上，可以具体问问梁老师，他现在具体在操作，应该说做的非常好。

　　梁能：中欧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来中欧前已经在北美河欧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即使如此, 这些优秀教师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学生还是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虽然他们在国外到中欧之前，都已经是自己所在专业非常资深的教授。从EMBA项目来讲，我们会尽可能创造条件，帮助这些老师尽可能快的熟悉中国的商务环境，熟悉我们的学生。譬如说，我们在每年年初会开一个教师的经验交流会，请教学特别出色的老师来讲，他上课的时候经常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处理比较好。我们也请我们的翻译讲他们的观察, 因为在给老师做翻译的过程中，他们既知道老师的反映，也知道学生的反映。从翻译的角度来总结，同学的学习习惯有哪几种类型，有哪些问题，这样就可以帮助新老师很快了解情况。

　　同时学校管理委员会做了一个长远的安排，就是过去两年中分四批送我们的老师到哈佛进修。另外,EMBA学员搞很多活动，例如去参观企业、到外地游学，都安排教师一起去，一方面对同学来讲增加跟教师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教师接触企业实际。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来看，教师很快就进入角色了。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有些教师完全达不到要求，我们也会采取措施，保证课堂质量达到教学要求。

　　曹章武：这几年随着EMBA项目被更多的企业家所认识、了解和接受，我想未来发展，EMBA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市场急剧膨胀的同时，中欧是否还会有再一次扩大自己招生规模的考虑？如果再扩大招生规模，我们的师资队伍怎么解决？

　　梁能：我们先来看看市场. 美国的EMBA现在每年招生大概是一万六到一万七千人。美国的高层经理人绝大多数都在本科期间或者MBA期间，都修过工商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EMBA市场规模一年仍然有每年一万六七千人。中国现在比较像样的，可以算得上EMBA的，一年大概四千多人。但是,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基础管理教育。因为在他们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EMBA。当然中国人民大学有一点管理，但那时教的是定价学、国民经济统计学，和市场经济不太相关。所以中国绝大多数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没有受过管理教育, 都有一个重新接受管理教育的过程。

　　中国企业的数目比美国多的多.如果说中国企业管理潜在市场跟美国市场差不多大的话，按照这个规模，美国现在一万六七千人，中国现在四五千人，那么这个市场还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因此, 中国的好的EMBA 还要继续成长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由于

　　曹章武：随着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前期也访问了很多其他商学院的院长，大家都异口同声说，目前师资是困扰着商学院发展的瓶颈。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中欧也存在？那么中欧怎么解决？

　　张维炯：师资确实是学校领导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培养一个好的老师，需要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欧的老师是在全世界招聘的，一般说来，大学毕业以后，读完硕士，再读博士，读了博士以后，还要有实际的工作经验，这样才能成为比较好的老师。当然也有特别，有的老师可能时间比较短。但总的说来，培养一个好的老师，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老师不够了，马上想到去招聘老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老师。

　　现在从全球商学院的师资情况来看，商学院的师资实际上是全球的紧缺资源，人数不多。据了解，大概美国的商学院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也就在一千来人。大家如果都把师资的来源盯在美国市场，换句话说那么多学校，都盯在这一千多人，竞争有多激烈。所以我们现在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从美国的很多学校招收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老师，愿意到中国来工作。包括我们有很多，很多年前到美国留学，在那工作的华人教授，包括一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兴趣的外国教授。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美国，还有欧洲，我们的老师1/3是中国的老师，1/3是美国的老师，还有1/3是欧洲的老师。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我们现在逐步开始培养自己的年轻教授。原来博士生刚刚毕业，我们是不招的，现在开始逐步考虑这部分人。我们学校给他们提供很多研究的机会，教学的机会，使他能够逐步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成长起来。所以从长远来看，商学院最富有竞争力的还是教授，而且从各个学校来说，都很注重这个问题。我们因为关注的比较早，这两年每年都增加6到7人。我们希望再过几年，师资队伍还是往上走，那个时候，在国际上相比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中型的。

　　曹章武：从规模来讲，您觉得按中欧目前生源的规模，多少教授才是合理的？

　　梁能：从EMBA课程来讲，现在我们将近75%的课程是由我们自己的教授在上，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既能保证我们基本课程是由自己的本土的教授来教，又有相当比例的教授是从世界范围请来，是比较合适的。

　　曹章武：我们前段时间采访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的时候，他也讲到，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真正具备教EMBA资格的教授可能也就五六十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能：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五六十个，不敢说。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中国这方面师资还比较缺乏，我想这是肯定的.但是总的来讲，现在世界大形势，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这么多年连续两位数的增长，中欧这几年做的也比较成功，现在从中欧的实践来看，我们在招聘国内、国际师资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我们有很多新的教师加盟. 待会四点钟Steven White教授就是一位. 他来了以后，这几天每天早晨在办公室学中文，他的目标是希望两年以后，他能用中文讲课，明年我们还会来一批新教授。现在大环境比较好，我知道招教师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能招到我们所需要的教师。

　　曹章武：我们抛开国际惯例不说，按中国标准您觉得什么样的教授才有资格来教EMBA？

　　梁能：经常有人会说是要教EMBA要有实战经验，其实不见得.有人经常说教EMBA, 教师没有实战经验不行. 能教不能教,其实不在于实战经验，而是在于他对理论有没有真正的透彻的了解。有了真正的透彻理论, 同时真正了解中国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他就可以; 并不一定要经过企业的实践。我们有几个教学教得非常好的教授，开学的第一门就是管理学概论，他并没有在企业做过，但是他对西方复杂的管理流派搞得非常清楚，同时也知道中国学生在哪些问题上他的思维是有误区的，把管理理论和中国学生的误区联系起来，他就教得好，不一定要实践。或者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什么样的老师是可以教中国学生的，我的想法就是教授对先进的管理理论要有透彻的了解，同时对中国经理人碰到的实践问题有透彻的了解，有这两个了解，不管有没有实战经验，都可以教，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敬业。

　　曹章武：请问秦总，您也是在商学院见识过EMBA，另外您已经得到博士学位，那么在您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师资方面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呢？

　　秦朔：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的讨论其实有相似之处。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供给优化的程度往往有滞后期，市场其实很大，但是我们能不能有非常多的人员都达到了我们理想的这种水平，这也是一个过程的问题。而我们来看，需求的放量是很容易的，因为需求他有很多人，因为学习可能会来很多人，校园网络可能会很多，因为其他很多的原因，都可能，所以需求的放大很容易。但是像教授的问题，作为我们来讲，是专业性能力的提高问题，这个它不是挺快的，它某种意义上是挺慢的，培养这样一种气质，这样的一种教养，这样一种研究能力，这样一种表达能力，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地方讲，我们要看到长期，但是也不能太着急，现在就是把国外的一些教授都拿过来，是不是就能符合中国市场目前学生的需求，我看也未必。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兴转轨市场，市场不断放量的过程中，要有忧患紧迫感，加强这个问题，这点我觉得是应该，从我个人接受一些这方面的教育来看，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还是教授过于麻木。我以前在广东，比较明显，因为教授的活动很多，所以往往就感觉教授我认为他们的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他自我超越提高的那个东西，用人家通俗的话说，老是一个磁带，放来放去就是这一个磁带。我觉得关键是如何能够根据发展，让磁带里有新的歌曲充实起来，有些是老歌，有些是新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