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炯梁能秦朔曹章武谈中国EMBA发展实录(6)

　　

　　2007年9月21日下午15：00-17：00，中国EMBA系列访谈活动走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图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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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章武：那么您觉得，中国有这么多商学院，今后的发展是不是也更多的参考国际方面的标准？

　　张维炯：这个认证有利有弊，好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但是弊在什么地方呢？弊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认证是根据欧洲的办学情况来要求的，可能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特殊的情况，如果完全按照认证上面的要求作为目标来做的话，可能对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能会有些相斥。比如说EQUIS的认证，要求我们70%的课程要由自己的老师来讲，那么我们中欧如果说刚刚在办学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老师，根本做不到70%自己来教，还有比如说我们很多学校现在做EMBA课程的话，校内的老师不够，就要从外面引进很多老师，你要达到70%你也不够。所以在认证的过程中，我们要吸收好的东西，有些是符合欧洲情况，我们还要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进行优化。

　　曹章武：我们前段时间访问很多商学院，他们说中欧体制很好，我们很羡慕他们的体制，在您看来，我们中欧的体制优势在哪里？

　　张维炯：优势我们是明显的，像清华，北大，

复旦，上海交大，在本科生的管理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如果说做高层的话，我们不做本科的话，就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高层的人员上，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优势。另外我们没有像这些老的学校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劣势，因为我们是一个商学院，他们是在综合大学里面的一个商学院，他们能够应用大学里面各种学科的优势。因为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是管理的问题，我们有心理学的问题，有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问题，比如说艺术，我们EMBA的学员在艺术修养上面都有要求的，如果说是综合大学的话，能够发挥综合优势，我们和他们相比的话，这方面的资源比较缺乏。为了弥补这个缺乏，我们不能不请社会上大量的教授到我们学校来演讲，所以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在文科方面，在心理学上面。还有很大的优势就是综合大学他是几十个学科，比如说北大，北大不仅是有光华管理学院，还有很多系，综合的力量在整个经济管理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和他们相比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弱势，还要积极努力。

　　曹章武：请您展望一下，我们中欧未来50年的发展战略？

　　张维炯：今后50年我说不上，我只能讲讲今后五年的战略。我想今后五年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师资队伍，实际上如果说讲到师资队伍的话，我们不得不讲学科，每一个学科都要有一定的规模，好的学校每一个学科都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教授。如果说我们学校有6个学科的话，每个学科有20多个教授的话，我们至少需要100多个，这样你才能够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师资我们希望五年以后，能够达到80到100多个教授，重点攻5、6个学科。

　　第二个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北京的校园在今年10月份将要建设 ，我们把EMBA看成是一个产品，它是符合我们EMBA教育、符合我们高层管理人员内在需求的这一套设施，所以北京校园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好的，那么上海也有一个50多亩的土地，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三年当中，也能够把它建好。

　　那么如果这样的校园建成之后，我们北京加上上海的校园，我们的规模已经达到世界上比较大的商学院的要求，加上我们的师资，我们的办学质量会不断的提高。

　　曹章武：你们在教学过程当中，请问一下白教授，您到中国来以后，觉得中国的EMBA和国外的有什么不同？

　　白思迪：那我觉得像这种文化的不同，不仅仅是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即使就拿中国自己来说，中国内部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就企业来讲，有大型的国企，还有一些新创立的中小型的企业，有发展非常迅速的这种新兴的经济，同时也有一些大规模的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些已经有多年发展历史的这些企业。对我自己来讲，不是说国家跟国家之间有所不同，或者说这个社会跟社会之间有所不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在一个团体内部，不同的团体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不同的社区之间他们具有这种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市场营销部门跟财务部门，他们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就有不同的文化，现在我看到除了公司内部的差异之外，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然后又有很多的外国企业要到中国来投资，这就使得文化问题复杂性又增加了一层。所以我总结出来一句话，这时管理者的难题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公司组织内部的人能够通力合作，然后来为客户创造价值，现在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

　　曹章武：越来越多的海外教授到中国来讲课，来传授他们的知识，那么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选择到中国，选择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教书？

　　白思迪：像海外的教授到中国来，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之为来旅游的教授，他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就跟15年、20年前的日本一样，所以就到中国来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顶多一年，到这边来看看中国到底怎么回事，拍一些中国的照片回去跟自己的朋友分享一下1年以后肯定就会回国，这个是到中国来旅游的。第二种也包括我本人，我们就是到中国来就决定扎根在这里了，现在我看到不仅是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也抱有这种心态，到中国这边来扎根，这两种思路，对于看待中国这个地方，看待这个人，看待这个组织架构，你的视角就会完全的不同。如果你作为一个旅游者过来，你肯定会想在这个公司里面，我只要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把该做的做完，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去看

长城，我去西安看兵马俑但是如果说你到这边来扎根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就想要发挥自己的最大努力，能够改变周围，能够尽自己的努力，至少能够造福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不仅是外国的教授，外国的一些管理人士，包括很多的中国留学人员，他们从美国从澳大利亚从欧洲学成以后回国，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来以后扎根中国，然后能够造福周边的人。

　　曹章武：请问一下葛教授，您当时是什么原因选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葛定昆：其实对我来说回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决定，选择中欧也是相对来说简单的决定。先说为什么要回国，可以从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来谈。从研究方面来看，国内经济发展非常快，它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对中国来说，前面20年走完的路可能是别的国家需要50年才能走过的路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做很多东西，国外的常规理论可能就可能没有多大用处。我举个例子来说。从美国研究来看，一个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跟企业利润率呈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美国有其现实基础，因为美国的很多行业都是高度的成熟，高度竞争。在中国来说就不一定，因为很多行业发展非常快，你可以看国内的很多企业进入不同的行业，在一定时间内它们的利润还是非常好的。这首先给国际上的理论提出一个挑战，我们需要研究国际上成熟的理论在不同的政策，或者说社会市场环境下可应用性的边界。这对我们做研究的学者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些新的环境和企业管理现象可能会发现一些独到的看法甚至是理论。

　　从教学来看，国呢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素质比较高。在国外甚至是最好的商学院，他们EDP(短期培训班)和EMBA同学跟我们的EDP 和EMBA同学比，在管理实战经验上要比我们中欧EMBA学员的短，职位也相对要低一些。当然这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关系。我们的EMBA同学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85%左右的学员都担任总监及以上的管理职位。虽然他们的经验可能不系统，但对我们教学来说是非常丰富的原始材料。同时我觉得在国外教学的时候跟学生交流是相对单向的，有的时候在抽象的讨论，从学生哪儿学不到多少东西。我关注的课题，也是我的研究重点，就是一个企业怎么能够做强做大。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关心的问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把他们怎样做企业的经验教训带到课堂来，对老师同学都大有裨益。上了我的课之后，很多同学感觉对他们有很直接的用处，我也觉得自己的学识更有价值。去年教了一次课之后，有些同学写报告说上了课之后马上开董事会，把他们的战略方针作了重新修改。我给出的评语说，这可能太草率了。但心里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的课对他们的管理有直接的触动。总的来说，自己的相对的价值在国内应该要比在国外大。

　　曹章武：那么您当时考虑回国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去别的学校？

　　葛定昆：别的学校也考虑过，但因为我读博士之前一直在跨国公司工作，对跨国公司的文化非常的熟悉。中欧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化的环境，我感觉中欧这样的合资单位在国际化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所以到中欧工作非常得心应手，转移成本比较小。而且我们同事们非常好，来了之后我经常跟我们的EMBA同学开玩笑说，中午吃完饭之后跟同事们在校园里转一圈，那样走一走，聊一聊，让你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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