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金华：我们最多七十分(5)

　　李金华：我没有参与这个法案的讨论。但据我所知，开始没这一条。人大最后通过的时候加上了。这是对中国审计体制的一种完善，事实上说明，审计工作不仅对政府负责，为政府服务，它也对人大负责，为人大服务。

　　南方周末：十年来，您访问过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外国审计长，您认为中国审计和西方国家的审计，有什么不同？

　　李金华：我们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不得不从实际出发，确定审计部门的工作。比方说，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们把“打假账”作为工作重点。当时，我们审计1200多个企业，六成企业的账目不真实，所以镕基同志后来提出“不做假账”。西方发展到今天，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不是普遍问题。

　　再一个，就是“绩效审计”。西方有些国家是分开的，搞财务的就是搞财务，搞绩效的就是搞绩效，实际上我们感觉还是分不开的。到一个单位去，既有财务收支上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但同时又有效益上的损失浪费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财务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结合起来。有一些项目我们还把财务收支审计、绩效审计、环境审计结合到一起。比方说我们审计“青藏铁路”，就不仅审计它的资金使用情况，而且审计它的环境保护效果。

　　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审计的不同，关键在“结合”上。我们把审计和揭露经济犯罪和揭露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西方有些国家觉得奇怪，你不是司法机关啊？

　　我们和司法等其他部门有密切的配合。我们发现线索有的直接移交，有的通过领导批示移交。非常快，效率高。

　　我们的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是结合起来的。不仅审计一个部门，而且审计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在做，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有，但是不多。

　　我们的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是结合起来的。我坦率地跟你讲，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得比较好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家。我到国外去，有的审计长跟我讲，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记者，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

　　南方周末：对比中外审计体制的差异，您如何评价两者的优劣？

　　李金华：现在这个制度，有我们独特的历史背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国外没有的独特优势。

　　一个我们有行政决定权。我们可以依法决定没收你的非法所得，对你罚款，然后把有关人员移交给其他部门，要求追究他的责任。我最近去以色列，他们的审计长就很羡慕我们有这个权力，他们没有啊。

　　第二个，我们的很多问题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我可以向总理报告，提出建议。所以整改得就很快。这也是外国没有的。

　　再就是我们的审计和政府部门联系很密切。比方说纪检监察、司法、公安等等，我们可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当前情况下，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中国的审计体制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比如，有些地方审计的独立性还有缺陷。

　　南方周末：面对我们制度的优劣，十年来，您是如何扬长避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