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监督人是公司治理的关键

　　孟克斯何许人也？如果说《监督监督人：21世纪的公司治理》(下面简称《监督监督人》)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讲述美国养老金历史的“创世神话”的话，那么，《监督监督人》一书本身也可以被认为是孟克斯辉煌人生中的一个“创世神话”。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考察了公司的定义以及公司的权力。在两位作者看来，社会赋予公司的权力太大了，“公司的权力已经上升到足以对政治过程形成统治的高度，”如何遏止公司的过大权力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为此，作者在第一章中提到了卡尔·凯森(Carl Kaysen)的遏制公司权力的方法，包括通过提升市场竞争力来限制企业权力，通过企业的外部代理来扩大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在企业负责行使权力的范围内实行制度化。本书作者认为，最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最后一种方法，而要顺利地实施第三种方法，首先必须对那些最直接地卷入到公司的利害关系中的参与者——股东、作为股东的雇员、管理者以及董事——进行考察。

　　其中，第一个要考察的就是股东，因为“只有股东才有动力去实施那些可以被证实为公共利益代理的标准”。孟克斯和米诺通过回顾公司治理的演进历程发现，公司治理演进的过程也是股东由积极走向消极的过程。“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它在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企业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股票所有权制度的每一次‘改进’都是为了让股票交易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似乎没有人去在意或关心这些‘改进’的每一次结果也让股东对古典所有权权利的行使变得更加困难”；“在接管时代，尽管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股票机制的开发首先是为了提高可转让性，但是有一种转让是这种机制所无法容忍的，那就是权力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团体。”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理性无知”。

　　伴随着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理性无知”，就出现了董事对股东的背叛和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在作者看来，原本为保护所有者的利益而设置的董事会之所以未能履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责，是因为诸多权力制度安排上的原因。比如让公司的CEO同时成为董事会的主席，“就像允许考生给自己的考试打分一样，隐藏着公司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诸多风险”；让管理者拥有比董事更多的信息，导致“到处都是知道的太少和太晚的董事会”；让公司的前CEO进入董事会，导致“他们可能会控制董事会的议项和决策”；而在现有的董事提名程序面前，“股东实际上没有在这些董事的提名中发挥任何的作用”；而一系列更加具体的利益冲突的“源头就在于大量的管理者交叉坐在对方的董事会中”。而正是因为董事会未能履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责，导致了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比如过高的薪酬。“坏的薪酬方案不是病根，而是征兆。它的病根在于坏的董事会。”“今天典型的美国CEO在一个方面被授予了美国总统那样的管理权力，而在另一个方面却缺乏类似于独立选举出来的国会那样的权力机构去对他进行约束。结果在缺乏这种约束的情况下，委托给CEO的权力变成了绝对的权力，而由立法和公司细则授权给董事会的权力，却变成了无效的权力。这，正是必须加以纠正的问题的产生根源。”

　　为此，作者认为，要想解决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股东必须由“消极”回归到“积极”。股东的积极主义行动“多年来专门发起于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牛虻’之手”，“这些被一部分人欢呼支持、被更多的人讥讽嘲笑并让管理层感到头痛的一小撮人真正开辟了股东行动主义的时代，”“他们的做法显然得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利益倡导者的认可。股东决议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展到了治理领域以外，进入了社会积极主义行动的领域”，“落入积极主义行动范畴的其他决议还对公司的雇佣做法表示了关注，”“当机构投资者也开始使用治理决议来反击管理层设置的用来剥夺股东投票权并保护自己免受变化的控制的反接管机制时，股东决议所获得的支持率上升了，”“董事会对这些不断增加的股东积极主义行动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12月，在短短的12个月里有不少于6个的大公司的CEO在压力中辞职，”“所有这些CEO的引退辞职反映了美国治理领域的一场根本性变革。它使董事会得以最终把管理层保持在对公司的低绩效的负责状态下，也使高枕无忧的CEO年代一去不复还了。”

　　那么，最好由什么样的股东来发起积极主义行动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股东是“理想的所有者”呢？作者认为，“理想的所有者为了实现最佳水平的监督应该拥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同时应该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必要的利益联合，”“理想的所有者不应该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去告诉管理者公司应该如何地经营，它们应当出现在也必须在开始的时候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去告诉管理者他们必须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根据这些界定标准，作者认为养老金最适合成为“理想的所有者”。“作为机构投资者内部的最大机构股东，公共和私人养老金最适合扮演‘传奇’的监督角色。”不过，作者同时也认为，“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一样，养老金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它们和它们投资于其中的公司一样，容易受到官僚制度失灵的影响，”因此，作者建议政府应该设立某种标准来帮助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解释和贯彻它所提出的“专门利益”规则，并为私人部门的受托人提供指导。

　　(杨介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