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渝：为圆再登珠峰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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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自己背的一瓶氧气留给了邬宗岳，打开结组绳，拿着报话机，独自追赶前面的副队长。后来，邬宗岳再也没有回来，就牺牲在了那里。

　　当时地面都是裸露的岩石，看不见前面队友的脚印，我不知不觉站在一个悬崖上。当时脑袋“嗡嗡”作响，几分钟之后，慢慢地使自己镇静下来，寻找离开的方法。正好在我前方不远处有一条裂缝，我顺着裂缝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正好副队长和队友们就在前面。

　　接着，我们很快就到了8600米突击营地，准备第二天突击顶峰。

　　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大风夹着雪粒，寸步难行，我们被迫在突击营地等了两天三夜。当时所带的食品、氧气和燃料都耗光了，只有靠吃雪来补充水分。有的同志支撑不下去了，我们只好下撤。当时非常不情愿，离顶峰就近在咫尺了。

　　《财经时报》：您的双脚就是在下撤的时候冻伤的吗？

　　夏伯渝：在下撤途中，我和三名藏族队员结成一个结组。在下撤到7600米的那个晚上，有一名叫小次仁多吉的藏族队员因体力消耗太大，休息的时候解开了背包，在站起来后背包就滑落山下，丢失了自己的睡袋。当时他冻得蜷缩成一团，我就把自己的睡袋递给了他。当时实在太累了，我也没有多想就在零下二三十度严寒和高度缺氧的环境下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四人从7600米下撤到6500米的营地时，我还给留守营地的工作人员讲山上的情况，但到了晚上准备休息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高山靴脱不下来了，几个人把靴子锯开后，才发现自己的脚冻伤了，已经毫无知觉。

　　《财经时报》：在您治疗冻伤的过程中，你得知父亲病逝、又失去了双脚，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夏伯渝：那段日子是我最难忘的，遭受的打击太大了。在我登珠峰的时候，父亲因病不幸去世了，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母亲发电报给大本营，通知队里不要让我知道，让我安心登珠峰。

　　由于冻伤情况严重，不得不截去了双脚。“我最喜欢的就是运动，身体器官没有哪个，都不能没有双脚！”

　　我不甘心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即便登山使我失去了双脚，但从我身体的素质来讲，我认为自己比较适合登山，这次之所以没有登顶，不是我本身素质的原因，而是因为冻伤，而冻伤的原因又不是我的抗寒能力不强，所以我不服气，再加上登山时的冒险性和刺激性也使我喜欢上了登山。

　　无脚登山更能锻炼人的意志和拼搏精神，所以我决定无脚再登珠峰。

　　《财经时报》：在您安上假肢后，又因为伤口不愈，而发生了癌变？

　　夏伯渝：是的。当我第一次穿上假肢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心想这是迈向珠峰的第一步。当时假肢的技术不是太好，为了尽快的适应，截肢的末端经常会被磨破，为了坚持锻炼，伤口长期不愈合，十几年如此，最后却导致了癌变。我和死神打过交道了，一点都不恐惧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为了理想去奋斗一天。”

　　我喜欢运动，即便是残疾人运动，因为每一项残疾人运动都是根据残疾人残疾部位的不同而设定的，所以很适合残疾人参与。因为自身的素质和训练的刻苦，在国内、国际的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多枚奖牌。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

　　《财经时报》：您为再次登山做了哪些准备？

　　夏伯渝：我一直没有放弃锻炼，当年没安假肢的时候，就在病床上绑沙袋进行腿步练习。现在，我每天5点起床，进行肌肉和耐力训练，上下班都是骑车，来回有两个多小时，仍然坚持冷水浴，现在身体状态十分好，癌症也得到了控制。

　　《财经时报》：是什么让您再次燃起登珠峰的勇气？中国残疾人登山事业发展的如何？

　　夏伯渝：今年5月，双腿截肢的新西兰人马克·英格里斯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更加增添了我登珠峰的信心。虽然我失去了双脚，但我还想为祖国的登山事业做点贡献。

　　目前，国外的残疾人登山活动非常常见。残疾人从事登山活动，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程度，体现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支持和理解，也显示出残疾人的自强、自尊和自信。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开展残疾人登山活动，我想开创我国残疾人登山的先河，使我国的残疾人登山事业步入正轨，也使我能够最终实现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