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宏观紧缩 越需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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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未来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两防”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让中国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频繁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

　　通常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是经济步入过热区间的一个标志。这是基于幼稚认识上的误解，在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预期模糊的情况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通货膨胀无法压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通胀的成因。那些认为我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说法同样昧于事实，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够，甚至大多数无法享受资产收益的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无法同步享受社会经济进步的利益。

　　所谓国民收入增加使经济失衡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以日本为例，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

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作为配套措施针对农业与中小企业制定了专项法律，缩小不同企业、不同阶层之间利润与收入的剪刀差，同时实行基础建设与减税等方案。到该计划结束时，日本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国民恢复了经济信心，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以往激烈的劳资等社会矛盾开始消解，民间私人产业投资兴盛，失业率维持在1%左右，“平稳发展派”最担忧的通胀难题等并未如期而至。

　　几乎所有国家的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当此经济发展模式又一转折之际，制订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化解经济体内的痼疾，

中国经济才能由大变强，藏富于民藏汇于民，自然消解了巨大的外汇升值压力，从行政市场走向民间市场。也只有制订了这样的规划，有关部门才能回答，发展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摘自12月4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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