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小摊贩的边缘化生存

　　萧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小商贩是一种原始经济模式，用正规的经济方式来管理的话，成本很高。与其管不住，不如承认现实，给予疏导

　　董佳蓉打算离开上海。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1年，她说：“我在上海待够了。”

　　11年，国定路上的菜市场——叶氏路上的“家”——上海财大、复旦南区步行街，近乎“三点一线”的单调往返构成了她的生活主旋律。只要不下雨，董佳蓉就会到高校附近摆摊卖麻辣烫。

　　这样的生活方式将在今年年底画上句号。“我准备回家了，还是家乡好，老家的空气好，吃菜也不要钱，”董佳蓉说，“这次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两个女人的回家盘算

　　在武东路、政民路路口附近，有一条百米左右的小巷——叶氏路。它在地图上没有标出，但周围的三轮车夫、摩的司机们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这条路的名字。这是上海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段之一。

　　董佳蓉来自安徽阜阳，这些年一直在上海漂泊。搬了几次家，叶氏路上的住处已经算是她住过的“条件不错”的地方了。在她住的这个低矮的老式院落里，聚集了十来户人家，每家的小屋都不足10平方米。很多房间摆下床、桌子之后，人走在里面转个身都显得局促。

　　“这条路上住的人比我们老家一个村的还多，”董佳蓉的一个老乡说，“我们这个小院里住了二十来人，还算是少的。你算算，这里有多少这样的院子呢。”

　　几年来，无论是无证摆摊担惊受怕，还是被城管抓住，罚款、没收物品，为了能供两个孩子读书, 董佳蓉都坚持着。然而，让她觉得压力最大的是“房租太贵”。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这样一个小院里租房，按房间面积，每间每月租金200～300元不等。

　　在董佳蓉看来，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她说，这些年家乡的经济也逐渐好了起来，很多外出打工的老乡们都返乡了。“我回老家后想在县城开个小饭店。那儿租个门面房每月只要一两百元，租房住也只要几十元。成本低了，赚的应该不比上海少。”

　　跟董佳蓉一样，吴心菊也从来没想过要在上海“扎根”。她说，自己在老家的新房有3层楼，比上海宽敞多了。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来上海打工，这些年，给私人老板看过书店，摆过地摊，城管抓得紧的时候也曾去郊区工厂打工。这两年，她和丈夫又“重操旧业”——分别在江湾镇轻轨站和复旦大学附近摆地摊，卖电子产品。

　　“我们现在的‘工作时间’就是城管的午休和下班后的时间。最近学校附近查得太紧，生意也不好做，”吴心菊说，“但总比在工厂里打工要自由些，下雨天还能休息一下。”

　　吴心菊住的地方没有固定电话，为了省钱也没有买过手机。她和丈夫每周会到公用电话亭给孩子们打一两个电话，“主要是让他们汇报一下学习情况。两个孩子都在家乡读书，成绩不错，每学期都拿很多奖。”吴心菊说。

　　对吴心菊和丈夫来说，供孩子们读书考上大学是最重要的事，自己吃多少苦都不要紧。“我们家乡的年轻人也都出来了，农忙的时候回去插秧，农闲的时候就在外面做点小生意，”吴心菊说，“等孩子们都考上大学，我也就可以回家种种地、享享福了，那比在上海生活好。”

　　尽管已在上海生活多年，董佳蓉和吴心菊都只熟悉自己住处周围的环境。她们从来没到外滩看过黄浦江夜景，也几乎不逛任何商场。“别说去商场了，我们就是生病了，也尽量不吃药捱过去，实在捱不过去就到这个巷子的小医院里买点药。”董佳蓉说。

　　董佳蓉今年已经45岁了，她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上有老、下有小，肯定都是要回家乡去的。”但她也笑言，老乡中那些年轻的小姑娘想在上海嫁人，努力留下来。

　　迷惘的“80后”摊贩

　　事实上，像候鸟一样迁徙，几乎是“上一代”外来务工者的特征。而“80后”的新生代外来务工者，则有不同的诉求。

　　一年前初中毕业后，汪霞(化名)辍学来到上海，跟父母一起摆摊做生意。而妹妹汪萍(化名)到上海已经近4年了。“我在家乡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很内向。到上海学做生意之后变了好多，”汪萍说，“做生意么，就是不管你自己心里有多少郁闷都不能表现出来，人家过来吃你一碗炒面，谁不愿意多看你的笑脸呢？”

　　姐妹俩告诉记者，她们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每天中午11点多起床，择菜、洗菜，下午3点多吃完“午饭”后睡个回笼觉，下午5点多推着一个笨重的面摊车去摆摊，直到凌晨3点收摊回家。

　　“我很想继续读书，但老爸不同意啊，我要求过很多次，每次他都有不同的理由。”汪霞说，“他经常跟我们讲‘读书也是为了赚钱，还不如现在早一点赚钱’。”谈起老爸，汪霞不禁叹了一口气，她说：“唉，他的理想就是一家人在上海摆面摊，有了积蓄之后再开个小饭店。但我肯定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

　　她们现在的家在广粤支路上。这里原来是一间卖五金用品的店面。两辆面摊车占据了这个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1/4的空间，房间的一侧高高堆着一包包原料——面条、河粉、米、粉丝等。正对着房门口的是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上铺归姐妹俩，下铺归父母。床边的墙壁上贴着的年历垂下了一角，依稀可见裸露的墙砖。汪萍说，搬家最多的一年，他们搬了四次家，“这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了。”

　　谈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汪霞说：“我希望爸妈能早点同意我出去打工，然后和好朋友一起租房子住，每月省钱存起来，以后再开个店。我想开个服装店，卖点漂亮的首饰、衣服，把自己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妹妹汪萍则说，自己也许会去参加一些计算机培训，将来找份工作，最好是好玩的工作，不想做生意了。

　　尽管目前每月可以赚到3000多元，在上海也算衣食无忧，但姐妹俩并不是很开心。最让她们无法释怀的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圈。“来上海之后，我没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好郁闷啊。”汪霞说，“白天干活，晚上摆摊，我连上QQ的时间都没有。一年中最盼望的时刻就是回家过年，回到家我就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

　　汪氏姐妹的父母来到上海已有10年，一直靠着摆面摊谋生。多年来，像他们这样的小摊贩一直生活在“你来我逃”的灰色地带。汪霞的母亲江阿姨说，遇到城管们“猫捉老鼠”时，“能躲就躲，躲不了就交罚款，一百、两百，听说他们都是有任务的。”

　　江阿姨说：“最近广播里说，上海针对小摊贩要出台一个新的管理办法了，”但她的态度显得有些漠然，“据说是向欧美学习。我还不知道(具体内容)，先这样吧。”

　　上海的管理新思路——疏导

　　日前，在上海市容环境卫生行业2007年便民利民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容环卫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曾表示，上海的无证摊贩可能在5万人以上，管理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

　　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制订《上海城市设摊导则》(下称《导则》)并对细节进行完善，以进一步加强其可操作性。但上海市市容环卫局有关负责人一再强调，《导则》的制定与实施，并不意味着上海允许小摊小贩随意设摊。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家华告诉记者，去年他曾经在浦东的金阳、潍坊两个社区做过关于小摊贩管理这一课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小摊的消费频率较高，经常光顾小摊者为25%，偶尔光顾者为46.9%，从不光顾者占28.1%。而在小摊贩的构成比例中(该项可多选，因此总和可能大于100%)，小区居民占比18%，邻近小区居民为6%，下岗再就业人员为23%，年轻失业人员占11%，而外来务工人员则高达7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对于小摊贩的管理，与其管不住，不如承认现实，给予疏导。“我去看天安门广场，那里都有小摊，摆照相摊、卖矿泉水的。”毛寿龙说，“即使禁止也是不可能的，市民有这个需求。”

　　“现在就业形势那么紧张，外地人到一个新地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摆个摊，做点小生意，是个很好的路子。”毛寿龙表示，小商贩是一种原始经济模式，用正规的经济方式来管理的话，成本很高。

　　而在陈家华看来，小摊贩是不可能取消的。以往由强势政府直接管理的方式，应该逐渐转变为多种公共力量来参与管理。

　　“政府不能既要掌舵，又想划桨。我们曾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方案：由政府部门负责启动，街道社区、摊贩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互动，城管、警方共同参与。”陈家华说。

　　(本报实习记者李莹滢、柴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