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墓志铭写下绿色足迹的环保战士

　　为墓志铭写下绿色足迹的环保战士

　　“这比挣钱难多了！”彭磊不由感叹，眼前的工作与以前相比同样不轻松，薪水却少40%，“真想一狠心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不过每当他工作到夜深人静，总会有个念头浮现，“如果我现在放弃了，30年以后我会在做什么，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墓志铭上又能写什么？”

　　冲天巨浪狂涌进纽约市，昔日繁华的街道刹那间沉没在汪洋之中。转瞬间，气温骤降，浩瀚汪洋中的纽约城又变成冰封世界……“这样的景象并非危言耸听。”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温暖的办公室里，彭磊说，在美国灾难片《后天》里的镜头就是温室效应造成的极端后果。窗外的北京正迎来2006年冬季第一场大雪，没有一个欣赏雪景的人希望“后天”到来；而立志想要成为一名中国的社会企业家的彭磊正在用他的工作去阻止“后天”发生。

　　人生转折

　　高级白领变身环保战士

　　在电影《后天》，能够力挽狂澜的总是那些自然科学家，而彭磊的专业却与自然科学大不同——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与经济学双学士。“我在读大学时就有朋友是WWF的志愿者，所以很早就了解他们了。”不过当时挺向往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的彭磊并没有想到自己在数年后会加入，而且还是成为该组织负责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项目的官员。

　　WWF成立于1961年瑞士日内瓦湖北岸莫尔日的一个小镇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英国生物学家朱安利·赫胥黎、英国自然保护组织鸟类学家马克斯·科尔森等人筹建。当时恰逢中国大熊猫“熙熙”在伦敦动物园访问，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让WWF认识到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标志可以克服所有语言上的障碍，于是他们将大熊猫的形象作为该组织的象征。但直到1980年，WWF因为保护大熊猫项目才进入中国，1996年设立了北京办事处。

　　就在这一年，彭磊考进了北大历史系。“我父亲是军人，他们一辈的观点比较保守，觉得北大的文科是全国最好的，而且很多历史系毕业的校友工作也都非常不错，所以就填了这个志愿。”

　　到了1997年，因为彭磊觉得对历史系的科目学有余力，就选修了第二个专业──经济学系。“经济学的训练对社会的了解和人生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我参加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所指导的一个项目。”历史和经济的熏陶让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知道如何使用工具来改变世界。

　　毕业后，彭磊因为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获得了德勤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位。如同许多穿梭在王府井的国际白领，彭磊每天衣着光鲜地坐在王府井德勤大楼，跟美国总部协同处理国内业务，这个忙碌而又风光的工作让彭磊和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高兴。

　　“虽然我们对客户总是强调服务至上，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赚钱。那时候赚钱就是换取物质和服务的筹码。”眼前的彭磊依然是领带衬衫正装，不过语气却显得笃定，他说，“现在我在WWF还是谈钱，钱应该怎么挣，社会财富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让人类的发展可持续。当时考虑的是怎么赚取客户的服务费，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公共政策导向如何使钱花得更有效率，如何进行产业政策调整。”比较过去与现在的差异，彭磊条分缕析地说明。

　　不过，那时在德勤工作的一年多，还没能让彭磊悟出这些看似深奥的道理，猎头公司把他从德勤挖到了一家私人产权投资公司。彭磊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不停地往返于上海和香港，有时候参加保密谈判甚至要在深更半夜坐船出公海，“社会环境的预期，还有当时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都对我产生影响。那时的人生观和现在并不一样。”

　　细节决定历史，一个偶然的机缘也改变了彭磊的人生。当时在香港酒店里的彭磊看到电视上一则WWF招聘经济学家的广告吸引他，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通过这个模式促进来自于中国、印度、巴西新兴世界的出口，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水平，继而提高全世界的环境水平。

　　过去，WWF在彭磊的眼里只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汇聚一堂，保护大熊猫、扬子鳄的组织，与自己的专业知识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一次却深深触动彭磊的内心世界：“如果能把我的经验、学识用于这样一个工作，是很好的挑战。”

　　做现代“司马懿”

　　用专业、耐心和技巧说服政客

　　“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之前的工作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福利，但是社会地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因为说白了，人家都知道你做什么，通过财务知识挣钱而已，对我来说物质追求从来不是第一位，说实话那时钱也挣到不少了。我觉得到时候该做些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

　　在WWF内部，大多数专家擅长做一些传统自然保护的工作，但是缺乏与国家经济决策部门沟通的经验，因此彭磊的工作就是让政府、企业能够理解WWF所从事的改变商业模式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并不能被所有同事理解，在他们眼里与政客们、经济学家们“扯淡”几乎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的确有的时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不得不“浪费”时间和资源。一次彭磊去拜访国家一个重要的贸易决策部门，那个部门的官员见到彭磊很客气，不住地称赞WWF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的效果显著。彭磊想这是个不错的兆头，茶过五味之后，他就开始陈述WWF对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政策的建议。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官员在言语间并不认为WWF有能力来干预经济，它的本职工作只是救救大熊猫。

　　“这比挣钱难多了！”乐观坚强的彭磊不由感叹，眼前的工作与以前相比同样不轻松，薪水却要少40%，真想一狠心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不过每当他工作到夜深人静，总会有个念头浮上：“如果我现在放弃了，30年以后我会在做什么，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墓志铭上又能写什么？那些有一番作为的历史人物，有谁是一帆风顺的呢？”

　　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就是一个才华横溢，但却屡遭排挤的历史人物。

　　“司马懿的那种坚韧的精神是我挺欣赏的，他是一个豁达的人，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遇到失败也不气馁，有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他说过主上欣赏我，我就把事情做好。主上不欣赏我，我就勤于耕读。”彭磊说他也是一样，不管将来在哪里工作，联合国也好，世界银行也好，都会沿着现在的目标走下去，“按着我的目标做成一点是一点，只要是按着目标走。”

　　人生价值

　　自诩社会企业家重建新世界

　　在汇聚全球金融精英的美国华尔街，某些企业会鼓励公司内部的高级经理人利用半年、一年长假去“实现社会价值”，到非洲保护野生动物，或是到亚洲穷困落后地区扶贫、支教。“他们中有很多是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正好把专业知识得以应用，并且更广泛去调整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增长间的和谐发展。”在彭磊心中，能够让有能力的人、企业家们用更合乎经济秩序、重视自然的方式做公益，比慈善捐钱更值得称道。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用学者的知识、企业家的战略、技巧来促进社会发展。”彭磊道出了自己的“终极目标”。

　　一般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美国著名社会变革问题专家戴维·伯恩斯坦在他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中写道：他们(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昔日对环保自然的热爱，让这个不到30岁的北京青年在WWF找到了兼顾事业和志趣的机会，“我很幸运，有机会做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工作取得了成效，彭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忙碌依旧，却与以前心态迥异，“我在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出物质收获。”

　　年后，彭磊又将带着行囊踏上他的社会企业家之路，下一站是哪？“都有可能，只要有我用得上的地方。”彭磊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