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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发愿菩提心做一辈子的支教志愿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9日 13:02 《全球商业经典》

  发愿菩提心做一辈子的支教志愿者

  面对澜沧江奔腾不息的江水,坐在大石头上的沈铭峰有些出神,耳边仿佛响起了红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教父崔健那首脍炙人口的歌,“一无所有,你这就跟我走……”到这儿干吗来了?是不是应该马上回去?沈铭峰想到曾经在内蒙的那些学生、想到千里之外音信不通的亲人,他们仿佛都在召唤他回去。不回去又能干什么呢?就在一会儿之前,觉拉乡学校那些孩子的表现如同给沈铭峰泼了一盆冷水,在青海藏区的9月,一盆冷水可不像云南傣族泼水节上嬉戏时那么轻描淡写。

  立愿

  支教西部偏远地区

  当即将要行驶一个昼夜都不止的列车离开北京站时,对家人的留恋和对未来志愿者生活的憧憬纠缠在沈铭峰心中。到了西宁,又是将近一个昼夜的长途汽车把他丢在了玉树州,再倒车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囊谦县觉拉乡,他向往的目的地。来到学校天已经全黑了,一路颠簸的沈铭峰被深深的疲惫笼罩着。

  沈铭峰在北京认识了青海觉拉乡堪布(藏传佛教对法师的尊称)的弟子,他们告诉他堪布出资造了当地这座学校。学生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这个年龄差不多是该读中学了,“我要是在那里待三年,把他们培养到中学毕业,考上州里的高中,将来就有希望考大学,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一直后悔在内蒙支教时间待得太短的沈铭峰,这次又立下了新的志愿。

  当他在夜色中踏入这所坐落在大山间的小学校后,却感觉出某些异样。“学生给我开门,我对学生说谢谢,学生并不理睬我,那时我也没太在意,心想可能学生腼腆,不好意思跟陌生人说话。”

  等到第二天,沈铭峰问办公室里的老师,这儿的学生学习程度怎么样,才知道虽然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可其实都只有小学两三年级的水平,“那他们能说汉语吗?”

  “还凑合。”办公室里的同事含糊地回答说。

  这时又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沈铭峰问道:“上几年级啦?”

  那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望着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笑。

  “办公室里的同事终于坦白说,这些学生都不懂汉语,我一下子懵了,天呐!我不懂藏语,他们不懂汉语,叫我怎么给他们上课呢?而且还是小学水平。”“受骗上当”的沈铭峰觉得这里并不是他的用武之地,可是当初答应了堪布要待三年,到底该怎么办?理不清头绪的沈铭峰一个人来到了澜沧江边,往日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在内蒙的中学教书时,沈铭峰特别喜欢给孩子们上历史课,有一次给他们讲“飞夺泸定桥”。

  “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吗?汤姆·克鲁斯演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沈铭峰问孩子们,孩子们摇头回应。

  “这个飞夺泸定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看前面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武器还比我们精良,我们就一个连的士兵,简直就是靶子啊。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吗?”沈铭峰卖关子说,孩子们还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其实吧,我也不知道,可他们就这么过去了。”原来只是调剂课堂气氛的小插曲,现在让沈铭峰不得不正视自己遇到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我自己也一直很崇敬那些革命英雄,我想教他们无非是困难点,还死不了,比起夺下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差远了。”

  但是要与这些听不懂汉语的孩子沟通却让沈铭峰大伤脑筋,讲了半天没有任何效果,气得沈铭峰低下头趴在讲台上让自己平静。“我上课说打开书,全班同学说打开书。我说站起来,他们说站起来。我说别说话,他们也说别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在学我的话。”实在上不下去了,沈铭峰就到门口站一会儿,不停地念叨“嗡吗呢呗咪哄!”(“啊,莲花中的珍宝!”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

  心怀

  释大爱服务人群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也曾经捧着国家中央机关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呢?“这就要看怎么理解那三个古老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往何处去?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沈铭峰直到31岁才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沈铭峰的双手还只是处理些机关办公室里的文档,“我在那里待了四五年,现在想起来机关的工作是远远不适合我,我是到处‘漂’的那种人,喜欢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因为是部级机关,所以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算是不错的,但沈铭峰还是辞职了,而让他有勇气辞职的是对当时兴起的摇滚乐的痴迷。很快这双手摆弄起了吉他,边学习边演出,接着沈铭峰与几个朋友组建了一个摇滚乐队。大概过了八个多月,现实问题就出现了,“我怎么生存下去?”那年他24岁。

  音乐做不下去,就出来找工作,进了中国轻音乐学会主办的《音乐生活报》,“除了音乐,我也喜欢写东西,这份报纸又跟音乐有关。但是报社领导把我放在广告发行部,我还是写不了稿子。”

  为了调进编辑部,沈铭峰去找了领导好几回,可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领导挺器重他,要他留在广告发行部,“小沈你别走,我要把你培养成为中国第一个发行人。在国内社长是第一,总编辑听社长的,但在国外发行人才是第一位的,到时候别人都得听你的。”

  “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是想找一家能够让我写文章的报社。”所以他进了能写稿的《服装时报》,波澜不惊地工作了五年,这一切仍然无法满足他不安分的心。

  “离开《服装时报》那年已经30岁了,三十而立,我接下去应该干什么呢?我觉得于丹诠释得很好,她说三十而立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那时的沈铭峰在结束繁忙的工作之后就会感到迷惘和痛苦。

  1999年春节,沈铭峰离家去峨眉山游历,“我就想去找到个解答”。回到北京后,沈铭峰皈依了佛教,“佛法理论是实践的,普度众生不是高高在上指导别人,是为别人服务,我当时看了许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书,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心怀大爱做小事’。我理解就是一个人慈悲心可能很大,很高远,但不能表现在每天高谈阔论,而是要融入到为别人服务当中。这是所有宗教和佛法的真谛。”

  没想到2001年这个机会就来了,已经辞职的沈铭峰接到北京团市委打来的电话。“我以前随佛教组织去内蒙捐助贫困儿童的时候认识了团市委的人,他们说你不是要做志愿者吗?那就来报名吧。”因为沈铭峰母亲也是一名佛教徒,所以家里并不反对他去做志愿者,然而当时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的女朋友则不能理解沈铭峰的行为,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分手很好,如果想法不一样,拖得久了两个人都难受,越快越好。”现在还孤身一人的沈铭峰看似轻松地说。不过沈铭峰自己也想不到志愿者一做就做了五年,而其中的曲折坎坷也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力。

  “我第一年做志愿者就是接力赛,没想到做那么久。就是想活这么大了,工作那么长时间,中间想换个生活方式。”一到内蒙包头市固阳县的白灵淖中学,沈铭峰内心一下子充满了久违的欢乐,“那边打电话也不方便,我给我妈写信,我说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在白灵淖中学给学生们讲历史、政治,沈铭峰手里拿着粉笔和教材走进教室就感到特别满足,“我在办公室备课备得很充分,学生也都能跟我很好地交流。我每天都是生活在巨大的快乐之中,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不是这样,不可能坚持到下一年。”

  让沈铭峰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志愿者每个月还能领到三四百元的津贴,虽然这些钱还不到他在《服装时报》工作时的十分之一,“差距再大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不是冲着工资去的,一分钱不给也不会觉得少。”不过这些钱让沈铭峰可以给学生们添置些足球和书籍。

  现在白灵淖中学沈铭峰曾经教过的学生中有两个考到了北京,一个在北京体育大学、一个在北京地质大学。沈铭峰提起这些学生就感到由衷欣慰,“那时我给他们讲简单的哲学知识,对历史的思考,他们都能跟我有所交流,这让我感到很快乐。”

  那么沈铭峰又为何要离开呢?“一次我跟同办公室的老师说咱们这里挺穷的,那个老师无意中说了一句,隔山的武川县比我们更穷。我当时就想明年我要去那个更穷的地方教书。”

  无悔

  做一辈子志愿者又何妨

  第二年北京团市委开始支医,不支教了,沈铭峰便自己去联系武川县。“我在回北京参加世纪坛志愿者活动时认识了一个曾经在武川县支教的志愿者,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打了个电话,说武川县今年师范毕业生多,当地不需要老师了。我想他也不热心,我就直接打电话到武川县团委书记那儿,我跟他说你可以跟北京团市委、固阳县团委打电话了解我这个人。结果他从固阳县书记那儿打听到我做得挺好的,也就同意了。”

  但这回自发的支教再也没有“津贴”了,他决定不领取学校的一分钱,“老师哪里都缺,但是他们没钱发我工资,所以我不能因为做志愿者反倒抢了当地老师的收入。”

  睡在简陋的办公室,吃在教工食堂,一年当中吃到青菜、米饭也就那么几回。一天三顿都是差不多的土豆、腌白菜。元旦的时候,学校会给每个教师发一头羊,是当地教育局的福利,吃素食的沈铭峰当然不会领。食堂给老师包饺子吃,却都是肉馅的。看到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没人搭理自己给包素馅的饺子,沈铭峰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虽然是皈依的居士,可是因为条件所限,沈铭峰的饮食跟其他老师也没办法完全分开,“遇到有肉的菜,我就把肉挑出来,这叫锅边菜。”他打趣说,食堂烧肉汤,他也喝。校长就问他,“沈老师,你不是不吃肉吗?怎么喝肉汤呢?”沈铭峰回答说,“你要是不怕麻烦就给我单做吧。”

  “后来有一次发雨鞋,在北京买也就十几块钱,我就跟校长说,以后你们发任何东西都不用算我一份,我是志愿者,你们不用客气。他们后来发东西就不管我了,不过后来我接受过一支笔,因为教学时需要。”

  “刚到那里我给学生们讲历史,他们觉得很新鲜,因为初一初二都没怎么教历史,他们农村对副课太不重视,学生甚至连

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都不知道。我就精心准备了讲义,甚至还用上了多媒体教学,当时有捐赠给学校的电视机和DVD,我就从北京买了
二战
纪录片的光盘带过去。有时候,也让他们用电视机欣赏书法、音乐、新疆的石窟艺术。”

  每当学生们在暖意融融的教室里晚自习,沈铭峰总喜欢从教室的窗户看着这些孩子,心头也感到暖洋洋的。在交给语文老师的日记里,学生们也透露出对他的喜爱,不过很快形势就逆转了。

  临近毕业的时候,很多知道自己考不上高中的男同学都放弃了努力。“班里有40个学生,考试前10个就回家了。剩下30多个分两种,一部分考不上就觉得上课没用,就不听课。复习的时候想听的在前面,不准备考的坐在后面,后面的男生就说话,下棋。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特别难受。”沈铭峰也是常人,他说,当时他心里想,他到这里来不是来挣钱的,是来传授知识的,可是学生们却不要学。有一次提问,学生什么都答不出来。“就像北京人说的破罐破摔了,那时我就躲在办公室里哭,别的老师叫我去吃饭,我也不去,吃不下,我在想我是干什么来了,觉得挺委屈。”

  现状让沈铭峰又不得不反思,如果能从中学一年级就开始教育这些孩子,用三年时间来改变他们也许会更有成效。于是,沈铭峰在结束了在武川县大青山中学的支教以后,答应了青海觉拉学校的堪布在那里待上三年。

  一次一次站在觉拉学校教室门口,念叨“嗡吗呢呗咪哄”让沈铭峰平静了下来,面对没有汉语基础的孩子,他托姐姐在北京买了识字卡片,不过有了识字卡片问题也不是就迎刃而解了。识字卡片上印了飞机,可是孩子们从没有看见过“飞机”,解释半天也不能让他们明白读作“Fei Ji”的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学校操场上会停辆车,我就在教室里指着车告诉他们,这是‘汽车’。”沈铭峰突然想到,他们不要以为“汽车”是指窗户或者玻璃,于是就得走到操场上站在汽车旁指点给他们看。

  “这简直像是在教外语。”沈铭峰想不到,给他们上数学课也着实费劲,“要让他们学会加减法我也不知想了多少办法。”

  难道学生家里不数牛羊吗?“他们知道两头牛,牵走一头牛,还剩一头牛,可是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二减一等于一。

  ”沈铭峰在讲台上苦笑,学生们则在讲台下傻笑。就这样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诲,到了第三年沈铭峰终于等到了“收割的季节”。

  “我教的一个班在全县统考中得了第二,第一名是一个县上的小学,他们的基础和条件要比觉拉好不少。我觉得从实现价值上来说,在觉拉的三年要比在内蒙更有意义,如果没有我,他们就不会好好学汉语。”

  内蒙、青海,接下来沈铭峰又会去哪里呢?“我会去峨眉山的寺院参悟一些事情,还要想办法给玉树清水河学校筹集些资金修葺校舍,有一点很肯定,就是志愿者的工作我会一直做下去,因为这是真正能让我感到精神上满足的事情。”沈铭峰依然用淡淡语气、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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