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途中：你遇到幸福了吗

　　生命的途中

　　你遇到幸福了吗？

　　今天我是从老校区搭车去新校区的，在那里发现了这棵阳光下的树，因为觉得它特别好看，就用相机拍了下来，拍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在老校区工作的同事说，再过几天，这里的树也要被移走了。毕竟自己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年，真到走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伤感。好在我能用相机纪念我的老校区！让我奇怪的是，自己过去天天从这地方走过，怎么就没有发现它这么美呢？

　　–————金威809的博客

　　2007. 1. 9

　　你们大家都幸福了，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幸福……我要吃一百块钱一顿的早饭……我要吃两尺长的龙虾……”

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我要幸福》的段子里逗趣地演绎小市民的“幸福指数”。然而嬉笑过后，我们不由会琢磨一下自己要的幸福又是什么样的呢？到底什么才是幸福呢？

　　在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所著的《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他告诉读者，“每一种幸福的形式——不管是个人幸福还是集体幸福——根本上都是难以描绘的。它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无影无形，只有保持一段距离、当它披上色彩时才能辨识出来。”因此当我们在旁观沈铭峰、彭磊、黄祖平、罗峥、廖昌永这些带着不同幸福色彩的标本时，才发现原来列夫·托尔斯泰也未免有些武断，幸福的形式也各有各的不同。在生命途中你遇到幸福了吗？

　　掂掂心头幸福的分量

　　英国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调查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问他们是否快乐，并在2006年最后一天公布了排名。人民感到最快乐的五个国家，依序是欧洲的丹麦、瑞士、奥地利、冰岛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使人惊讶的是美国排在第23名，德国第35，英国第41，法国第62，中国第82，日本第90。而另外一份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NEF)公布的全球居民幸福程度的排行榜中，第一位竟是南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Vanuatu)，二至四名依序是中南美洲国家的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和巴拿马。同样在这份排名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幸福指数也没有入列前30名。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表示，将推出“幸福指数”，并将其跟GDP一样纳入政府统计部门。对于近年来曝光率渐长的“幸福指数”，很多人会疑惑这会不会只是一个不靠谱的新名词，幸福又怎么可以度量呢？同样的刺激，对于不同的人，不同条件下，可能产生不了幸福感，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然而人类早在2400多年前就开始对幸福进行了度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研究则肇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不过，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体验问题却凸现出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就对此有过很有影响力的研究，并将其命名为“幸福经济学”。克鲁格教授在多年前曾感言，“我希望以后，这个指标能够与GDP一样重要。”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上。然而，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上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这要比前一年下降5个百分点。来自盖洛普的一项调查统计也部分印证了这点，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

　　从全球几项关于幸福快乐的指数排名当中，似乎有着某种规律性，那就是GDP与幸福指数是相背离的。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却绝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邢占军教授认为，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幸福指数与GDP并不一定同步增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曾在2004年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排名情况由高到低分别为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其中成都人均收入最低、而上海人均收入最高。结果表明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并不一定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同一个城市里，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在收入不高的城市里，居民相对更容易获得幸福。

　　幸福学的研究发现，尽管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都不尽相同，但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人们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财富的增长的确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但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财富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决定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状况、工作稳定程度、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自我价值实现等等。如今很多人注重物质追求，觉得能在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上超过别人就是幸福，当然这些的确会在短期内提升幸福感，但是长期来讲就会失灵。

　　曾经担任过国家干部、国企管理人员的黄祖平就坦言，虽然原来的工作收入稳定，衣食无忧，但是因为老感觉自己个性受到约束，施展不开，所以决定下海经商，“但是做生意就不得不参加很多应酬，让人觉得十分腻味，简直就是一种摧残，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活着？难道就是为了赚钱？”

　　的确从年龄上看，我国现在的幸福指数呈U形分布，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像黄祖平这样35岁到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中年人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口浪尖，在工作和家庭中都扮演了承上启下的中坚角色。如同保健品电视广告的广告词那般，“都知道有家的男人很幸福，谁知道养家的男人很辛苦？”这正反映了这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对于生活状态的不满和迷惘。

　　幸福与不幸福一步之遥

　　“幸福是一种不太确定的东西。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是，一旦愿望实现了，就真感到幸福吗？法国哲学思想家萨特一生可谓功成愿遂，常人最企望的两件事，爱情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他几乎都毫无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却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

　　“我拿到‘金顶奖’的一刹那感到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幸福，但是也就几秒钟，然后会有些失落，原来真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奖也不过如此。”罗峥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感受。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幸福感难道真的保质期那么短暂？其实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得到了持续的幸福感，虽然当中会参杂一些令人不快，甚至痛苦的记忆，但是每一个追求幸福的阶段性目标达成，都会让他们的幸福感的层次得以提升。有时候这个过程能够长达一生，所以如果在萨特尚未老去时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许不会因为“十全十美”的生活而感到太多失落。

　　生活艰辛的江城护鸟人任建国就将这种幸福感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家庭收入每月不足600元的他，因为不忍松花江边的飞禽遭到人为的捕杀，而放弃了游船载客生意，一门心思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义务护鸟工作。

　　十年间，他护鸟如命。为了护鸟，他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一元钱的包子，一吃就是两年；为了护鸟，他住在江边的小铁棚里，忍受着夏天的酷暑，严冬的寒冷，一住就是四年。在他的影响下，当地一家美容院每月捐赠300元供他购买鸟食，组织爱鸟沙龙一下子就有700多人加入。

　　去年春天，他居住的小区居民送来一只撞墙的红隼，因为伤得严重，不吃不喝。“急得直想哭”的任建国不顾自己生活拮据，买来了小牛肉，仔细剁碎，耐心扒开红隼的嘴一点一点喂它进食。在任建国悉心照料四天后，红隼才脱离危险，开始自己吃东西。朝夕相处了两个月，任建国在放飞时心里也怪舍不得的，跟他心灵相通的红隼一样舍不得，在他头顶转了好多圈才飞走。一周以后，红隼又飞回来看望任建国，向他嘎嘎地叫，叫得任建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鸟儿不会说话，可心里明白着呢，那是在感谢我呀。”

　　现在，松花江边的水鸟在江面飞舞鸣叫的景象已经蔚为壮观，市区长白岛附近江段的水鸟最多时已达到12种、8000多只，其中不乏珍贵的国家保护动物丹顶鹤、白头鹳、金雕、苍鹭。这时的任建国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有水鸟鸣叫的大江才是真正的大江。”

　　任建国对保护野生鸟类、保护大自然的使命感让他找到了物质生活以外的心灵寄托，也得到了在那样的状况下常人难以获得幸福感，他的行为与WWF的彭磊是一致的，只是彭磊关注环境保护中更加宏观的问题，涉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很难说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孰强孰弱。

　　同样关注社会问题的杜聪有耀眼的学历与工作背景，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哈佛东亚研究院硕士、华尔街投行的“赚钱机器”，当他在河南农村目睹当地艾滋病带来的沉重社会问题时，已经是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的他却震惊了：死亡、绝望、自杀、孤儿……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那就是。”从小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优越生活条件中成长的杜聪难以面对所看到的这一切，然而深思熟虑之后，他没有选择逃避，他辞去了高薪的工作，成立“智行基金会”，开始了救助艾滋病孤儿没有尽头的征途。

　　目前，在全国有26万艾滋病孤儿，“我们只救助了3500多个，钱永远都不够用。不过，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雄心救所有的孤儿。”在家拜观音的杜聪只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着努力。

　　现在有不少艾滋孤儿已经考上了大学，慢慢走出因艾滋病而失去亲人的阴影。“当你看到你救助的孩子上大学时，你感到幸福吗？”在接受采访时电视台主持人问道。

　　“其实我幸不幸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淡定的杜聪回答说。如同早已皈依佛教的沈铭峰一般，38岁的杜聪把别人的幸福当成了自己的幸福，你能说当他们帮助过的孩子能够融入社会、自立于社会时，他们的内心不会感到巨大的幸福吗？

　　跟随灵魂追踪幸福

　　我听到

　　光着双脚的受苦的人在船板上划桨击水，

　　她忍饥挨饿

　　憔悴面容显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心在她和受苦人之间不断地摆动。

　　我不知道怎样

　　才能避开她的眼神和松开她的拥抱，

　　她满面愁容并泪珠滚滚，

　　面对她的泪水和双眼，

　　我却无法高声呼喊：

　　“等一等，我跟你一起去！”

　　世人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写的《完美的人》这首忧伤的小诗总会让人反思俗世的生活带给我们的到底是幸福还是苦难？

　　在一些世俗的幸福感研究者看来，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这类体验的获得是以个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为前提的。在马斯洛(Maslow)需要层次和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因此，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

　　在英国首先向学生推出“幸福学”(正向心理学)课程的威灵顿学院(Wellington　College)校长谢尔顿表示，原以为该课程是一门艰深而不切实际的学问，后来发现它能够帮助学生过得更快乐充实，“名誉、金钱和财物常常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但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什么最能让我们感到幸福？这是正向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提出的首要问题。赛利格曼(Joel Seligman)的研究结果发现财富、学识与青春对人们幸福与否的影响都是相当有限的；婚姻的影响好坏参半；而亲情、友情和信仰更能让人感到快乐。在赛利格曼的著作《真实的快乐》一书中指出，幸福是由三项要素构成：享乐(让人高兴的生活体验)、参与(对家庭、工作、爱情与爱好的投入程度)和意义(发挥个人长处，达到比我们个人更大的目标)。

　　在法国有一名记者叫让·多米尼克·博比，在他年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病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苏醒以后博比惟—能动的只有他的左眼，可是他还是决心要把自己在病倒前就构思好的作品完成。

　　于是博比就通过眨动左眼与助手沟通，逐个字母地向助手背出他的腹稿，然后由助手抄录出来。助手每一次都要按顺序把法语的常用字母读出来，让博比来选择，当她读到的字母正是文中的字母时，博比就眨一下眼表示正确。由于博比是靠记忆来判断词语的，有时不一定准确，他们需要查辞典，所以每天只能录—两页。可以想象两个人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几个月后，他们历经艰辛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为了写这本书，博比共眨了20多万次眼。这本有150页的不平凡的书名叫《潜水衣与蝴蝶》。

　　谁都可以想象，即便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要写出一本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博比成功了，他超越了自己的不幸，让心灵的蝴蝶得以在潜水衣般缺乏活力的躯体里自由飞翔。

　　用真诚分享幸福的盲人摄影师

　　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样追求幸福的“奇迹”也时有发生，走进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大草坪，学校里的音乐老师金威正在跟一帮新疆学生欢快地歌唱、嬉笑，时不时用他的佳能相机把美好的瞬间凝固下来，不过跟别人不同，戴着厚厚眼镜的金威在看取景器的时候还会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

　　“看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对眼睛不方便的人来说，看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38岁的金威患有先天性眼底发育不全和眼球振颤，戴上1000度的眼镜，视力也只有0.2和0.08，是医学上的盲人，但是他却有这样一个盲人“最特殊”的爱好。

　　开朗乐观的金威很坦然地面对着现实，“我也明白自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人有很多种活法，有人喜欢打

麻将，有人喜欢吃喝，但是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金威在自己阳光明媚的工作室里肯定地说，“就是自己做的事情也能让别人受益，用我接下去这一段很有限的时光，去触摸这个城市的变化，去留住美好的东西，有朝一日它们会成为这个城市变迁的见证，这就是我的想法。”

　　“小伙子又来拍照啦！”一位老大爷跟金威打招呼。带着“心爱的家伙”(金威的佳能相机)“扫街”的金威心头一热，被老大爷认出来了。

　　八年前刚开始“偷偷摸摸”地学摄影的金威现在“感觉在世界上没有陌生人了”，他开心地说，“可能遇到的人就看过报道我的节目。有一次我在地铁拍片子，一个人上来说，你好，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啦，那种感觉真好！他又说，你拍的片子给我看看好吗，我就给他看看。”

　　“当年选择音乐的原因就是想做一个音乐家，被大家理解，被大家尊重，有朝一日在大街上走，被认出来。不过后来发现我的音乐天赋不足以成为音乐家，只能去做做简单的普及工作，我现在做得也还可以。”其实金威的音乐欣赏课曾是医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音乐给我的是学习方法，是一种意识的感觉。学习摄影的人都知道以前传统摄影都要拿个滤光镜，音乐也是相通的，不同的和声感觉、增和弦的感觉、减和弦的感觉，听过蓝调布鲁斯吗？跟中国大秧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不就是滤光镜的作用吗？音乐用听觉告诉我视觉是什么东西。”

　　刚开始学摄影时，金威用的还不是数码相机，“一卷胶卷连洗连电池，就要50块钱。你算一卷胶卷28块钱，冲印20块钱，电池还不止两块钱呢。”到后来一台一台地买相机、买三脚架，再后来买摄像机拍DV，并不富裕的金威为了自己的这个爱好简直就是豁出去了。

　　拿着自己桌上其貌不扬的

小灵通，金威笑着说：“同事说我，金威啊，怎么还用小灵通呢？小灵通不上档次啊！我说，我本来也没什么档次。”金威的同事们也知道他宁可拿钱去买相机，就连妻子给他买衣服他都嫌浪费。

　　不过来自朋友的肯定却让金威觉得比吃了蜜还甜，经常看金威片子的朋友常常会问这样一句话，“金威，为啥你拍到的人都那么漂亮？”

　　“哈哈哈哈……”金威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就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声音比较好听的，十有八九都是长得漂亮的小姑娘。这是有根据的，因为美丽是和健康有关的，健康的女孩呼吸、走路、讲话的声音都会有独特的韵味。”

　　第二个问题又接着来了，“为什么你每次拍人面部表情都那么好呢？”

　　“通过耳朵能感知他的情绪，笑以前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呼吸声，他总会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作为前兆，我用听觉来捕捉人最精彩的一瞬间，现在有数码相机了，连拍，总能抓到。”

　　要问金威有什么不满足，他就还是乐呵呵地说：“该有的都有了，又何必再去贪那么多呢？我觉得我其实很幸运，我是残疾人。人家说是不是脑子烧坏了？残疾人怎么会幸运？也就因为我是残疾人，所以单位里对我工作量没有要求，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学会摄影以后我在学校也不再是只能接受别人帮助，他们会说，金威，帮帮我们吧，给我们的活动拍些片子，给我们的公开课做个视频。”

　　也有人会问金威拍的这些都能得奖吗？如果不能为什么费那么多工夫？“今天我出去拍了一圈片子，在博客上一贴，网友们觉得有意思，我就觉得很有味道，只是为了参加比赛去拍片子就失去乐趣了。”

　　眼盲心不盲的金威，懂得用分享的态度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所以幸福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满足或不满足的问题。当金威用几乎看不见的视力，去看这个世界都能发现美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常人看不见呢？他能那么努力地去抓拍生命的瞬间，有好视力的正常人是不是能够把人生拍得更幸福呢？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对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追求。幸福取决于：人为了成为幸福的人，要知道他可以要求什么，应当渴望什么。”中世纪神哲学家奥古斯丁这样认为，如果人能守住自己的位置，他就是幸福的，否则就是不幸的。

　　金威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到寒假就去联系好的街道拍摄智障者的生活，告诉那些善意捐款的人，他们帮助的对象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捐款被怎么样使用了。“我想拍到65岁再收手。”金威始终笑得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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