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宜居”应是普遍标准

　　本报记者：张曙光

　　近日有关“北京谋求宜居城市，天津将成北方经济中心”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乍一看令人有些摸不到头脑，北京宜居，天津就不宜居了吗？仔细看文章才明白，是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天津这两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北京不再提“建成经济中心”的目标了，天津除了要建成北方经济中心外，也提出建成“生态城市”的目标，并没有“不宜居”的意思。但从这种新闻炒作中也可以看出，很多人仍然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并不可少的阶段。实际上这种认识似是而非。从世界近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看，欧美等老牌工业化国家认识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差不多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日本等

二战后兴起的国家从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不过二十多年，而韩国解决环境问题用的时间更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长说有五十年，短说也有近三十年了，到现在还以为要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是行不通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说：实际上，我们可以并应该立即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尽快走向上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美国是在人均8000到10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的，韩国是在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的。现在中国东部一些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我们也可能提前解决环境问题，做到经济发展和环保并重。

　　二是认为环境恶化是我们的经济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高度，我们没有技术能力解决污染问题。解决环境恶化问题确实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当一部分污染问题从技术上已经能够解决。而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上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管理：一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二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近年来不断披露的重大污染事件，基本上都是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比如同样是化工企业，同样的设备和工艺流程，在欧洲工厂厂区里几乎闻不到什么怪味，而在国内一些化工企业则是“顶风臭十里”。其实就是“跑、冒、滴、漏”，是最基本的管理问题。世界上最古老的化工企业之一德国拜耳有这样一个内部规定：负责生产、安全的高级管理人员，要住在厂区内的宿舍里。这除了方便工作外，另一层含义就是：对他人的生命健康要与对自己的生命健康一样重视。

　　曾有环保部门统计，中国有50%以上的化工企业是建设在沿江沿海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隐患。这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这些企业要是建设在内地就没关系了。这又是一个认识误区。污水排入江海还有一个加快稀释降解的过程，如果这些污水排入地下的话，难以稀释降解，恐怕是更大的环境灾难。我国东南一些省市的地下水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了。德国莱茵河两岸到今天仍然是欧洲，甚至是世界最重要的化工区之一。它流经9个国家，两岸生活的人口约5000万，其中有2000万人饮用莱茵河的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严重的污染事件，但后经沿岸国家的共同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莱茵河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明显提高，已达到二级水质标准。这说明企业布局不是问题的根本，其关键就是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排放量。这说到底还是管理问题。一方面政府能制定出完备的标准和法令，另一方面企业能管理到位，遵守执行。所以说，将企业建立在什么地方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加强管理才是根本。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再有，“宜居”应是个综合指标，不单单是个环境保护的问题，还要有其他社会综合指标的考虑。自然环境好很重要，但人们不仅要生存，还要发展。曾有某城市被评为最佳人居环境，但是这里的经济不活跃，商业机会不多，就业机会也不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里是否“宜居”就值得考虑了。经济要发展，环境要改善。宜居的城市经济要繁荣，经济发达的地区更要宜居。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宜居”对所有城市都是一个普遍标准。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