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能源围城

　　低效的能源利用让中国经济的第一发动机难以维持高速运转

　　文/龙佳

　　上海四季雅园的一位租户被他家的电费单吓了一跳。

　　这位2000年从德国回到上海定居的建筑学博士吃惊地发现，他租住的一套260平米的别墅，由于建筑原因，在2005年每平米用电量居然高达337.46千瓦时，比在国外时高出3到5倍，“如果一般的中国城市家庭都达到这样一种能耗量，你几乎可以预见到中国的衰落了”。

　　上海的电力供应紧张由来已久。近5年来，上海夏季最高用电负荷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2005年电力缺口高达540万千瓦，全市共有3000家企业进行轮休，有3批3600多家企业避峰让电。今年春季情况虽说有所好转，可是仍然有4百多万千瓦电力需要外购。春季还不是用电高峰期。通常情况下，夏天的用电负荷比春秋季节要高出三分之一。

　　电荒难除，气荒已至。美国康明斯电力能源项目总监刘亚平最近焦虑难当。这位在电力系统工作了30年、精明干练的女士有些无奈地承认康明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天然气缺乏。而在她之前，为了寻找气源，上海的两大燃气轮机电厂的高层就已经多方奔走了半年多。

　　让人担忧的数字不只是能源供应的缺口，而是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差距。上海的每单位GDP(万元)的能耗为1.43吨标准煤，比“十五”计划指标上升了16.4%，是美国的2.65倍，英国的4倍，德国的6倍，日本的7倍。全市目前能源利用总效率在40%左右，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到15个百分点。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能源消费方式，上海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其能源供应根本无法支撑。

　　上海，一座生活着2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从1993年起，这里就被视为新一轮

中国经济的

发动机，2005年，它创造了9143亿元的中国城市排名中最高的GDP。但就在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争相进入时，却也有一些公司人士对这座能源短缺的围城的未来表示担忧。在一位观察人士眼中，上海有如此高的能源消耗，不啻为一种“犯罪”。

　　【能源紧缺的显性伤害】

　　上海为什么会缺电？起因可以一直追溯到1998年那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当时为了警惕金融空心化，上海调整了自己的发展重心，由一度提倡的大力发展服务业，转向让工业、第三产业共同发展。1998年起，上海提出兴建“工业新高地”，产业投资开始向高能耗的重化工行业倾斜，能源消耗随之激增。

　　但是，想要以较低的能耗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却变得越来越困难，电力供应明显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1996、1997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电力一下子过剩了，上海亦冻结了电厂建设计划。在同济大学教授龙惟定看来，今天上海缺电原因就在于当初对未来发展预期不够，影响了电力能源的建设规划。

　　对很多企业来说，缺电的损害更是伤筋动骨。每年6到8月的限电期间，各家工厂的应变灵活度大大降低，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经济和信誉损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一家泡沫包装厂的杨姓销售主管向《环球企业家》承认，一到夏天，他“整天都被追着要计划”，该工厂负责为几家大的电脑厂商提供包装用的防震泡沫，因为避峰让电，工厂必须在周三和周四停止生产，完全需要依靠之前加班赶制的库存来保证供货。这期间任何一点突然的供货变化或者计划失误，都可能让整家工厂陷入被动。

　　供应链断裂带来的损失往往是连锁的。阿文美驰公司负责为上海通用汽车提供排气管，它的一位行政主管告诉记者，通用的流水线有几百家供货商提供各种配件，如果因为供货不及导致流水线停工，它们每一分钟就会被罚款400美金。

　　比起避峰让电，临时拉闸断电更危险。今年，上海很多工厂都被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先是一种可以随时监控用电负荷的双向终端被安装在工厂的配电间里，随之而来的是一份上海用电负荷管理中心的《双向终端运行承诺》文件，要求工厂承诺当接到限电命令后，30分钟内要将用电负荷(实时)下降50%。“我们不能签这样的承诺，我们的设备一旦运行，72小时不能停，否则会有安全隐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化工材料厂行政主管非常坚定地说。另一家名为美国安格环保材料公司的经理抱怨说，如果突然断电，生产线上正在生产的化工产品就全报废了。

　　2004年起，上海曾高调提倡使用天然气能源，希望缓解城市对电力的需求。上海开拓了西气东输、东海气田及LNG(液化天然气)三大气源，还疏通了千家万户的天然气管道，兴建漕泾和奉贤两家燃气轮机电站。与此同时，大量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工企业蜂拥入沪，金山和漕泾两大化工区一时之间人声鼎沸。

　　但在2005年，一切仿佛戛然而止。伴随着国际天然气价格飙升和国内天然气供应减少，上海天然气全面短缺，当初还被大张旗鼓推广的燃气空调，如今早没了声息，一度热闹红火的燃气助动车店也人去楼空，上至燃气集团老总下至用气单位高层也都开始为了争取气源上下奔走。

　　上海天然气需求的爆炸式增长是始料未及的，虽然民用市场需求方面保持稳定，但工业和发电厂的订单却远远超过预期。漕泾和奉贤柘中电站一年就要消耗几个亿立方米天然气，全市耗气量几乎一年一翻。2003年上海天然气实际消耗5亿立方米，2004年已达10亿立方米，2005年则超过18亿立方米。

　　与激增的需求形势格格不入的是，上海的三大气源供应自2005年起频频告急。一方面，基于一贯的谨慎和精明，上海市当年购买西气的量本来就不是特别多。另一方面，由于气压不足，西气东输的管径从最初设想的1.5米缩小为1.1米，沿线各省市需求日增，加剧了气源分流。原本预计给上海30%到40%的气，现在只有10%左右。而东海平湖气田，因为和日本的纠纷，暂停开发；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由于澳大利亚人涨价，也已经延缓。

　　气源骤降对很多电站的打击最为致命。2005年6月1日，西气东输管线中上海市的第一个工业客户上海漕泾热电厂一号机组投入运营。短短100多天后，就遭遇缺气难题，濒临停产。同样的悲剧也在奉贤柘中燃机电厂重演。这两家装机共132万千瓦的天然气电厂自投产以来就由于缺气而不能正常运营。去年12月，上海电力供应紧张，两厂运营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雪上加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连锁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今夏上海可能依然将受拉闸限电的困挠。

　　常规能源供应多方受困，上海转而寻求替代能源。2003年，上海在奉贤安装了4台850千瓦风力发电机。崇明、南汇也有20兆瓦风力发电场。一批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系统也将在奉贤、新江湾城等地陆续建设。

　　但昂贵的价格使得绿色电力的推广叫好不叫座。“绿色电力”每度电比常规电价高出0.53元人民币，意味着同样一度电，“绿色电力”的价格是普通电价的近两倍。上海因此鼓励自愿认购，但事实并不如预期。最初相关部门的预想是要形成一个排队机制，排上了才能够认购，但是自去年11月起开始推广后的两个月内，沪北地区只有5户居民认购。到今年三月，上海市自愿认购绿电的居民仅有400余户。

　　【困难的节能生意】

　　中国单位产值能耗的浪费在跨国公司眼中，无异于巨大的商业机会。上海市建筑能耗已占全市总能耗的1/5，这种用能结构和中等发达国家相似，但是单位建筑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未来，上海每年还将新建1500万至1800万平方米住宅，8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据有关机构估计，这将形成每年高达200亿元的节能市场规模。西门子、康明斯、AsiaNet等跨国公司纷纷希望能从这个政府鼓励的产业领域轻松获利，但它们很快发现，这并非易事。

　　此前宣传得热热闹闹的黄浦区中心医院节能项目就是以失败告终的。该医院曾经耗资几百万购入一套热电联产设备，旨在节电，却因为机组发电能力选择过大而功亏一篑。正常运转产生的多余电力既不被获准并入电网，又不被允许免费提供给周边居民自用，结果导致成本升高，勉强运行一年后只好一卖了之。康明斯此前已在上海做成金桥体育中心的项目，但其电力能源项目总监刘亚平承认，大部分潜在客户为他们演说的成功故事所吸引，但却不敢冒险上马该方案。

　　房地产开发商想要获得足够的节能改造资金当然更加困难。曾经被上海市经委力推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如今处境就颇为尴尬。这种模式运行需要由公司先行垫付资金，等到节能效果达到后逐步获取收益。但银行拒绝提供融资支持。曾经有家德国企业想帮助上海浦东机场做能源管理，提出可以去德国银行贷款。但德国银行要求先有合同再担保，浦东机场作为国有企业，又要求先有银行担保再签合同，双方融资体制无法协调，这个仅有几百万人民币标的的项目最后只能作罢。

　　尽管上海市经委节能环保处的陈金海处长认为节能没有必要强制推行，主张通过示范后用数据说话，但来自市场和学界的更多观点认为节能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层面。事实上，至少在建筑节能方面，上海政府近年来制定的大大小小的法规条例并不少。除了国家的《节约能源法》外，1998年，上海市通过《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2002年，编制了《上海市“十五”期间建筑节能实施纲要》；同年推出了《上海市节能住宅建筑节能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本市建筑节能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上海市建筑节能管理办法》也正式出台。但实施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标准定得太低了，大家几乎都可以通过。”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说。

　　而对于监督能源使用的第三方机构来说，甄别认定可供执法的能源标准有时更像是做一道考验耐心的智力题。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一位官员承认，因为能源标准滞后，给他们这样的从技术层面进行监察执法的机构带来操作上的困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能耗指标列入中国

宏观调控目标，随后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又明确量化指出，要在2010年将这一指标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困难在于，目前推行的节能政策还只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实际操作中，缺少政府有力的配套政策支持，比如融资便利和财政补贴等。这使得缺乏个体经济利益驱动，更像是“道德要求”的节能行为，难以拯救上海——这座陷入能源困顿中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