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工集团的隐忧与出路

　　文/解本友等

　　当前在珠三角，一些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学到各种技术，然后走出工厂成为“临工”。他们哪儿工资高往哪儿去，干完活儿就拿钱走人，由此带来了自由和闲暇，有了对工作选择权。而随着大批熟练工纷纷跑出工厂成为“临工”，还出现了“专业临工集团”。

　　劳资博弈的无奈选择

　　处于全球化经济链条的末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争讨利益的资格和能力并不高。等跨国公司和大代理商手中的订单，到了珠三角的小老板们手中时，利润已经低得可怜了。有人说，老板们和工人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老板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只好转过头去欺负“蚂蚱”。

　　处于经济链倒数第二层的小老板们，之所以敢靠压榨工人来维持自己的

竞争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工人弱。这些工人，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和老板谈判的资本，只好委曲求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工集团”应运而生。

　　假如那些老板们能适时给工人们涨工资，给那些技术熟练工应得的待遇，工人们能靠自己的劳动体面地生存，他们还会组建自己的“临工集团”吗？可见，“临工集团”是劳资之间不公平与不平等的产物，是工人们谋求自己权益，与老板博弈的结果。表面看，这显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但实质上却暴露了政府有关部门维护劳动者制度的尴尬。说到底，要解决劳资矛盾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不能让工人把宝押在“临工集团”上。 山东省淄博市 解本友

　　绝不是劳方的胜利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等。那些“临工”之所以要从普通工人中分化出来，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自身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他们创造的劳动力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选择“临工”，就是基于这种被动地位的另一种无奈选择。

　　“临工”们表面看来有了所谓的工作选择权，但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工作和挣钱，自由和闲暇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所以，在没有活做的时候，我相信“临工”根本就潇洒不起来，他们的工作选择权，只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权而已。

　　“临工”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甚至是并不乐观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临工模式”的出现视为劳资博弈中的“劳方胜利”，我更愿意将“临工模式”的出现，视为是当前劳务就业中出现严重不公平与不平等的信号，视为是当前工人对自身不公平命运的一种无奈反抗。它昭示着我们，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江苏省淮安市 单士兵

　　重视“临工集团”的潜在风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认为，“临工”和“临工集团”的出现，是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

　　笔者以为，仅用“理性”来描述“临工集团”的出现并不准确，反而容易模糊公众的认识。“临工集团”自身的组织结构很松散，为了一笔临时订单，他们走到一起，成为一个集体，工程完成之后，一手交货、一手领钱，自行解散。他们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纯粹是一种私下行为，没有用工协议，没有劳动合同，与老板之间的报酬谈判、利益之争都是通过“临工头儿”进行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市场的“包工头”———很显然，这意味着“临工”们在工资领取和各项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着不小的潜在风险。

　　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承担着越来越多为境外企业生产加工的任务。可以预见，“临工集团”必然还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何在群体出现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潜在风险并加以制度调节，规范它们的用工方式，当不是一个多余的考虑。无论如何，仅仅依靠个人感情支撑起的劳动关系，是行之不远的。 江苏淮安市 刘化喜

　　警惕“临工头”成为“包工头”

　　“临工集团”也仅仅只是一个民间性的自发组织，“临工”们的收益大多维系于“临工头”的“接单”数量。“临工集团”出现，总有些令人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前的“包工头”雏形。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初，“包工头”也是从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时自发形成的，也是市场发展的一种理性展现。遗憾的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包工头”无视民工权益，导致民工收入严重打折。以致建设部不得不决定用3年的时间，“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包工头”退出历史舞台就告诉我们：缺乏有效监管的理性最终只能导致混乱，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市场的一种常态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矛盾的复杂化，理性必将与利益形成直面交锋。一旦此种局面出现，道德很容易退化成一根稻草，从而难以避免长期失监失管的“临工头”为所欲为，重蹈“包工头”覆辙。

　　如今，“包工头”要走了，“临工头”却来了，我们在欢呼这种民间理性的同时，或许当保持冷静的思维，早介入，早规范，将其纳入社会监管的有序渠道上来。 湖北省武汉市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