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杨联民
上海原工商业者中最熟悉荣毅仁先生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上一任市工商联会长郭秀珍、一位就是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孙廷芳。
都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身体又不好，孙老长年住在华东医院。记者就在他的病
房里采访了他。“荣先生走得太突然了，他的去世是民族工商业的重大损失。”孙老沉痛地开始了他的回忆：
我和荣毅仁先生有过一段一段的交往，我们都在圣约翰读书，他比我高几届，我是学生化的，而荣先生是学历史的，我们的校友还有经叔平先生，他是学经济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工商联那里还保留了我们三人过去的合影。
荣氏家族当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当时与之齐名的还有刘鸿生，刘家有中华码头、煤矿等多项产业，而荣家主要只做两件事，一是纱厂，二是面粉厂。创业初
期，用的设备是国外引进旧设备，面粉厂也用过小磨子，但荣家人很敬业，用的几乎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或家乡人，员工很忠心，企业发展很快。与之不同的是刘家用了部分大学生、留学生，这些人后来有一部分人自己去做老板了。我的父亲当时在南京东路开英文书店，后来我们又办了药厂，用猪、牛、羊内脏生产各种生物药剂，包括胰蛋白酶、肝精、催产素等。
全国解放前夕，许多民族工商业者选择了出国，而荣毅仁却坚决地留了下来，并于1954年带头将他的全部产业参与公私合营，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民族工商业者都打消了顾虑，走上了公私合营之道，这对推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想说，社会巨变染红了一批资本家，这是个奇迹，是共产党的奇迹。而荣毅仁是民族工商业当中的杰出代表。称他为“红色资本家”恰如其分。
1957年以后，荣毅仁到了北京，我当时是开药厂的。国内当时有抗菌素和合成药，但缺生化药。化工部要求上海开发生化药，并指名我的厂来做。我们经过几年努力终得成功。1959年我去北京参加群英会期间，和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还几次到荣毅仁家看望过他。他当时住在四合院里，爱人杨鉴清喜欢进口玫瑰花，我印象中首任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厥文喜欢龟背竹，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的。
记得荣毅仁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期间，我们去北京参加工商联会议，他每次都到代表们的驻地来看望大家。我们那时开会形成一种习惯，白天开会，晚上代表们不睡觉相互对笔记，还要等领导来。荣先生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是大家赴京开会，晚上他必然会来看望大家，深入了解情况，征询大家的意见。所以我这一批原工商业者老同志都非常敬重他。同时，荣毅仁还非常讲情谊，作家柯灵曾写过有关原工商界人士的文章，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荣毅仁还主动登门拜访表示感谢。他的言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是工商界人士的楷模。
谈到情深处，孙老不免有点激动，以致护士来要给他打针，他二次让她们等一等。孙老说，荣毅仁一生爱国、实业报国，跟共产党走，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他的评价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一点不过。荣家还有一副对子“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这是荣家的立家之道、创业之道。荣毅仁就是循着这条轨迹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的。可惜，他走得早了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