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中国经济：突破增长极限勾勒崛起姿态

　　“十一五”期间面临重大的挑战有：一是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严峻；二是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根源日益明显；三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现在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动力不足；四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本报记者 章轲 主持 摄影 本报记者 马晓华 陈汉辞 孙荣飞 发自北京

　　“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社会发展及对未来15年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件。

　　8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有关专家进行座谈，就读者普遍关心的“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三农”、城市化、区域发展、和谐社会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篇：“十一五”规划历史长河中的三个“第一次尝试”

　　主持人：“十一五”规划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中长期规划。“十一五”时期与既往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

　　常修泽：站在一个历史长河高度来看正在制定的我国“十一五”规划，我认为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准确地说是三个“第一次尝试”：第一，“十一五”规划是在国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确定了“四位一体”的新现代化目标这一大背景下着手制定的。这给正在制定的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新的命题。第二，“十一五”规划是国家确定了新的科学发展观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第三，“十一五”规划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卢中原：从宏观上讲，“十一五”规划的起点是“四新”，即：新的增长态势、新的增长空间、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理念。所谓新态势，是指中国经济在“十五”期间扭转了长期低迷的通货紧缩态势，转向新一轮上升通道。所谓新空间，是指“十五”期间，中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迅猛。从社会领域看，社会流动和分层加快。剧烈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扩大了发展空间。新动力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几年来，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未来发展奠定了新的体制基础。新理念意味着科学发展观。

　　在“十一五”期间也面临了一些极为突出的挑战，其尖锐性也是以前的五年计划所没有的。面临重大的挑战有：一是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严峻；二是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根源日益明显，投资体制、财税体制、土地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如果在这期间没有突破性进展的话，这方面问题就会反复出现；三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现在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国家的整合能力也尚待完善；四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可以说中国发展周期和世界性震荡会越来越多地搅合在一起。

　　李善同：“十一五”规划和“十五”计划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安全问题比原来有很大不一样，“9·11事件”和SARS爆发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国家安全问题。其次，WTO过渡时期要结束，竞争和挑战会更加突出。再者，从国内来看，资源约束比过去更强，收入分配矛盾更应值得关注。增长成本上升逼迫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要非常重视科技动力。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理顺关系。而改革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重新设置。总之，“十一五”时期既是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突出期，很多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谨慎细致处理。

　　第二篇：经济增长方式在“四位一体”中去把握

　　主持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质量、资源的持续性和环境的承受力的关系，本质上乃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协调和平衡问题，一句话，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问题。那么“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

　　常修泽：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问题。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情况依然严峻。

　　因此“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突破传统狭隘的发展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以新的含义。

　　因为“十一五”期间，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这是根本性原因。二是推动新型工业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三是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融合到一起，就有一个怎么样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至于“十一五”期间，如何推进这些规划？我看主要是抓住5条：一是必须切实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二是必须推进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四是推进体制改革，特别是微观的产权体制改革和宏观的管理改革。五是要走出去，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利用国际与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2006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2010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7%左右。

　　“十一五”是在“十五”经济实现较高增长的平台上进入的，怎样使这个稳定增长态势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由于经济增长本身是有波动的，只要波幅不跳出高限和低限就可以，那高限和低限是多少，按照改革开放趋势线来看，低限是8%，高限是10%。

　　第三篇：产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的一个“亮点”

　　主持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快，而就业压力改善不明显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经营粗放，某些行业和领域建设过度扩张，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低效益等比较普遍。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在哪里？

　　李善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轮以高增长行业推动经济进入高增长周期的过程，形成了结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如何？

　　常修泽：我国的服务业蕴涵着很大的发展潜能，这期间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李善同：“十一五”期间，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可能维持在现有水平甚至有小幅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上升的情况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

　　“十一五”以及到2020年，第一产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十一五”期间还有可能上升，在2010年前后出现高位(54%左右)后，将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基本稳定，2010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至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形成大的气候，可能发生在“十一五”末期或“十二五”初期。

　　卢中原：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应该为产业结构调整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李善同：鉴于当前第三产业过于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量结构，“十一五”时期应将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第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首先，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明确服务业发展在“十一五”期间的战略定位，制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第二，把握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第三，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改变当前因事业单位改革滞后，而造成大量服务业“体制内”循环的现状；改变当前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现状，以提高行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李善同：形成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应如何推进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李善同：未来若干年，将是产业地区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应从过去的总量规划(事实上总量规划往往出现大偏差)转向产业地区结构规划，以地区的环境容量、基础设施条件等为约束变量，以形成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优化布局结构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地区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手段。

　　第四篇：“三农”问题“十一五”期间机遇与挑战并存

　　主持人：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十一五”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哪些主要机遇？

　　李善同：第一，我国的食品需求将持续增长。第二，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机遇。第三，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工业的发展初步具备了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能力和条件。

　　主持人：这些机遇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温铁军：“三农”问题从来都是宏观问题，不是微观问题。我认为未来若干年“三农”问题大趋势不会变化，随着人口增长，城市顶多扩张为3亿市民，但同时又会有大量新人口在农村出现。“十一五”时期，6亿人口在农村的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将维持在15%甚至可能还会再下降，即使加大机械化都没用，小农经济将继续维持。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应该就解决“三农”问题确立什么样的目标？

　　卢中原：“十一五”期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步伐，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通过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在“三农”问题上，我们特别要在国家政策和制度建设上加大支持力度。首先，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其次，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最后，从根本上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必须推进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改革。

　　第五篇：区域协调发展鼓励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推进“地区互动”

　　主持人：据悉，去年年初，26位院士曾联名写信，说20多年前，我们主要是开发沿海；10多年前，我们主要是开发西部；到了现在，又要开发东北。这26位院士指出，中国的经济开发必须有一个远景的规划。“十一五”期间，区域发展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卢中原：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是国家“十一五”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些年，国家逐步明确了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随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生产要素会更加自由地流动，而这个流动依据的是投资回报率和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将各个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很难使差距明显缩小。

　　主持人：目前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存在哪些问题？

　　李善同：倾斜性的区域政策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总体上看，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沿海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制度创新方面的鼓励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政策优惠，包括财税、投资、外资外贸等，这些投资显著改善了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提高了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境外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主持人：那么，国家在“十一五”期间，该如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呢？

　　李善同：在新的历史时期，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以建立和谐社会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性手段，适当发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作用，促进地区之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以及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地区经济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在“十一五”期间或者更长时期内，要实施两项综合性战略：第一，进一步鼓励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优势区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增强优势区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第二是“地区互动”或扩大和深化地区合作战略。

　　卢中原：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十一五”时期，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并逐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

　　第六篇：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主持人：据了解，“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是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出发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十一五”期间如何在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方面实现突破？

　　孙立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是要弄明白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最基本背景就是社会力量的失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性不公正”开始出现。

　　主持人：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在哪里？

　　孙立平：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先说两个大背景：一是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二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前提条件。

　　中国目前已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和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很相似。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阴影下，解决问题的三个基本条件就是社会保障、城市化以及贫富悬殊的缓解。而中国是在没有创造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于是就形成了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扩大需求为基础，否则别的无从谈起，包括技工荒。

　　卢中原：社会和谐程度要得到较大提高，还要看政策的重点放在哪里。现在急切要做的就是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围绕“低素质人口该怎么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贫困地区的受教育问题、基本的医疗卫生体系、救助体系等等。

　　第七篇：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多中心的社会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指出，政府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目前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存在哪些问题？

　　常修泽：政府机制改革相当滞后，存在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缺位、越位的问题，四个方面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事业单位、政府与社会)都没有理顺。

　　温铁军：要让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如何从代表资本转向代表社会，这是政府改革的真正内涵。

　　孙立平：这几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只有一个中心的社会当中，改革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而言之整个社会都在忙活一件事，社会很难和谐。改革就是应将我们带入一个多中心的时代：市场、企业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忙着经济的事情；而政府以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为中心，忙着社会的事。而要形成这个多中心的社会，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应该为政府职能转变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常修泽：我们今天正处在政府体制改革的前夜，一方面要对政府内部的矛盾进行整体性分析，另外要走出去，开阔视野，学习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

　　比如很多北欧国家的政府在进行服务定位时，把解决就业问题明确列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首位任务。而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在财力等方面去扩大就业。而在安排扩大就业的时候，把收入分配作为服务的重点。这些国家一些好的机制，我们可以研究借鉴，比如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调节机制、政府的廉政机制等。

　　第八篇：“十一五”期间改革三大特点

　　记者：“十一五”规划正在制定中，很多人都关注“十一五”期间的改革趋势。你是国内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著名专家，你认为在这个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重要特点？

　　常修泽：一是深度市场化；二是注重人性化；三是参与全球化。

　　记者：你为什么提出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体制？跟现在贸易摩擦有关系吗？

　　常修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由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有鉴于此，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应变性。现在的问题，不是开放过度需要收缩的问题，而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要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后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的想法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十一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记者：你为什么提出“深度市场化”的概念呢？

　　常修泽：我认为我国前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推进的速度、力度、深度和协调度远远不够。

　　速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推进之艰难超出预计，以至于改革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力度不够是指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比如，垄断性行业等，进行体制性攻坚的力度不够，尤其是对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缺乏突破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旧体制的复归现象；深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尚属浅层改革，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产权制度，无论是政府管理制度还是社会分配制度等，都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协调度不够是指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因此，“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使改革本身向“深度市场化”推进。

　　记者：那该向哪些方面深入推进？

　　常修泽：我认为深度市场化的战车应该驶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微观经济主体本身推进。重点是对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二是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向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管理市场推进，克服严重存在的“要素双轨制”的问题。三是向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推进。“十一五”期间的中心点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四是向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推进。

　　为了更好的进行深化改革，我建议需要对前一段的改革模式进行反思。需要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来设计新的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记者：深度市场化的问题你解释得很深刻，但是对于改革中要注重人性化，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常修泽：现在国家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观和改革观极大地开阔了我们改革的眼界，使我们从人本的角度来审视和构思改革的战略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有更大的人文关怀，更加注重人性化。人性化的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民生的问题，也就是“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民生息息相关。人性化改革内容相当宽泛，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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