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的数字

　　□本报记者 丁汀

　　很多人习惯了、麻木了。遇难矿工的尸体和家属们痛不欲生的表情被幻化成一些数字：去年10月的河南大平

矿难是148人，11月的陕西铜川矿难是166人，今年2月的辽宁孙家湾矿难是214人，这一回，广东的兴宁矿难是123人。

　　有些事情是“老生常谈”，比如安全欠账，比如违规开采，比如官商勾结。处理的手段也是一致的，很多煤矿被勒令停产整顿，很多人被问责免职，很多人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一回更严厉一些，据说，在广东，已经有61家煤矿被撤销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你也可以想像，这样的事情一定还会上演，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在每一次重大矿难之后，自上而下的决心有多大、动作有多大。

　　但似乎都不管用，以生命为代价的矿难还是层出不穷——不过是换个地方，换个数字，或者换一种事故方式：透水或者瓦斯爆炸。

　　冷漠的数字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2005年的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2672人，比上年同期增长3.3%。虽然同比呈涨势，但是比较5846人的全年目标(占45.7%)，这个成绩单还算不错。

　　但遇难者家属的悲痛，绝不会因此有丝毫减轻。

　　就在中国确定实施“安全控制指标”之后不久，2004年4月，在国家安全生产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的杜邦公司给出了他们的理念：在杜邦公司，所有的安全目标都是零，包括零伤害、零

职业病和零事故。

　　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杜邦有近乎苛刻的安全指南。安全指南告诫员工：“若不能肯定某工作是安全的，就不要做。”

　　有200年历史的杜邦公司，超过60%的工厂实现了“0”伤害率。杜邦目前在中国的27家独资及合资企业和3个分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均实现“0”伤害率。

　　也许，在中国任何一家煤矿，提出“0”死亡的控制目标，是苛刻的。

　　同样在安全生产局的统计中，另一组数字却耐人寻味：上半年发生的特大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0人)为24起，同比增长33.2%。

　　特大事故激增，而一般事故越来越少，这并不是这半年的“特色”，它已经成为中国煤炭安全生产的“趋势”，至少在统计上是这样。

　　这有悖于著名的“海因里希法则”，该法则说，每一件重大事故的背后，应该隐藏着近30件轻微的灾难。越重大的事故，是越难以隐瞒的，越小的事故，则更具备“处置”的空间。中国重大事故一再上升的现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不能隐瞒的被暴露出来了，而能隐瞒的，则悄悄地从统计中消失了。

　　“死亡指标”被倒卖、转移的现实，似乎给出了答案。

　　合理的逻辑

　　因为兴宁矿难，兴宁市、梅州市的市长们已经下台了；因为兴宁矿难，广东省煤矿的“停产整顿”以及数十家煤矿被取消经营资格也成了现实。

　　看起来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这为更多矿难被隐瞒，提供了合理的逻辑。

　　除了在事故中丧生的遇难者的家属，还会有谁愿意“暴露”矿难的真相？

　　对企业主而言，矿难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赔偿)，还有经营资格被取消(这意味着失去了更大的利益)，甚至是面临牢狱之灾；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且不论这些煤矿中有他们多大的利益，单单是“停产整顿”带来的对地方经济的损害，就足以影响他们的仕途，更何况罢官去职。

　　所以就有了“民不举，官不究”的默契，倘若矿主们能够让家属闭嘴，让上级不闻——不管是依靠什么手段，那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