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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思考，在中国，或许做一本实用理性的杂志会更加容易讨好；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主流权威政经刊物的理想主义。所谓主流，意味着我们必须直面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焦点的问题，且不能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而只能选择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所谓权威，则要求我们尽可能找到最合适的发言人，不能含糊，不能闪烁。这样的定位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
2005年第7期，我们尝试着接近这一目标，得到的外界肯定成了我们继续努力的勇气。
向券商注资是贯穿整个6月乃至今后更长时间的新闻事件，也是几乎所有涉及经济报道领域的媒体的关注热点。所有的关注都是负责任的，但我们是否真的想过到底谁应该为券商“负责”，谁应该为“注资”负责呢？无论是质问央行，还是质问券商，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更勿论质问注资的具体技巧了。发现隐藏在券商背后地方政府的“无形之手”使我们意识到：跳过这一环节，“注资”将陷入无效的黑洞。封面文章《凭什么拯救券商》正是立意于此，发表后即被国家官方新闻网站新华网全文转载，门户网站新浪将其制作成头条专题；专题在网易上引起了读者的激烈讨论，“一针见血”是我们得到的最高承认。
回想整个6月的采编工作，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经济》的编辑记者们是勤奋的，也是“幸运”的：
法国人否决欧盟宪法，震惊整个欧洲，远在亚洲的我们第一时间采访到法国驻华大使；
中国向民营企业开放军火市场甫始，《经济》记者就率先揭示了国家军事订货体系破题的前前后后；
中国证券市场历史性的解决股权分置之时，我们有幸经历并见证了第一批试点的整个过程；
原油价格问题、中美纺织品争端、交通银行香港上市，6月的热点，我们没有一个落下，相关文章在各大网站广为转载。
一位一直密切关注《经济》的媒体同行问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们力图扮演“严肃的观察者”角色，是吗？
我们还不敢轻易的回答“是”，因为尽管心里这样盼望，但离那么高的评价，实在还相去甚远；无论对于杂志的成长，还是作为媒体人的社会定位，失去冷静都不是一件好事——而每个月在这里“彰显”我们的影响力，不过是希望能够白纸黑字的与读者互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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