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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建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编制“十一五”规划,而从各种因素的发展趋势看,未来5年可能是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其中有四方面因素最值得关注。
土地困局
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稀缺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土地供应不足始终是一个潜在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以来却没有成为推动工业与城市化的屏障,是因为依靠改革、投入和科技进步保持了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单产水平的上升幅度远大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幅度,这样就不仅可以满足由于人口增长和食品消费水平提高而增加的农产品需求,还可以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不断释放出耕地。例如从1978～1998年这20年,中国耕地减少了5%,但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76.5%。所以粮食总产量仍增长了68%。可是自1998～2004年这6年,耕地面积减少了6%,粮食产量也减少了8.4%,说明粮食减产不仅与耕地减少有关,也与单产水平下降有关。尽管单产水平下降有粮价下跌的原因,但也说明中国农业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即体制和投入对提高单产的作用已经到顶,靠科技提高单产则有待突破。因此至少在中期内,减少耕地面积就意味着农产品产量的下降。
但是按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在“十一五”期间还会增加4000万人口,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也会上升,即使按1997年人均400公斤计算,到201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也要达到5.36亿吨。而按目前最大的粮食产出水平看,中国自产粮食只能达到4.8亿吨,这样就会有5600万吨的缺口。
这还是假设在“十一五”期间一亩耕地都不再占用的情况。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才进入到中期阶段,不占耕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推不动。1998年以来的6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14亿亩,其中退耕因素占70%,但建设占地仍高达年均570万亩,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新增长高峰的重要因素。如果“十一五”期间对非农产业的土地供给停下来,中国的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也必然会停下来,这样就将使我们在保持农产品供给和推动工业与城市化之间,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
“十五”期间是中国土地矛盾的起点,“十一五”期间这个矛盾则会开始表面化,首次成为工业与城市化的明显阻碍,并将对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冲刺资源极限
能源问题主要是石油。近十年来,中国的石油产量年均增长率只有1.8%,但石油消费增长率稳定保持在6%以上,由此形成了石油供求的巨大缺口。如果供求增长率在“十一五”期间继续保持在目前水平,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增长到4.5～4.7亿吨,即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新增日进口量就会增加到每天600万桶,石油进口依赖率也会上升到超过70%。可是国际石油的后备供应能力目前已经严重不足,拿OPEC来说,后备日产能已经只有200万桶左右,虽说还可能通过新的勘探开发出现新增长,但能否满足中国600万桶的日需求量很难说。
铁矿石贸易存在同样问题。新千年以来,中国粗钢产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0.7%,“十一五”期间即使按年均10%的递增速度计算,到2010年钢产量也要达到近5亿吨,新增2亿吨上下,新增铁矿石进口量至少要3亿吨,加上目前的进口量已接近5亿吨,而国际铁矿石贸易量目前也才刚刚超过5亿吨。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全球的铁矿石贸易全吃进来呢？在铜、铝、镍等进口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总之,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进口在“十一五”期间都将陆续接近或突破国际市场可获得量的上限。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可能因为国际资源瓶颈的“硬”约束,被迫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结果就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进口价格不断大幅度攀升。自1999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5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年上涨了30%,2004年上涨了80%,今年初又上涨了71.5%。近3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没有受到进口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升的太明显干扰,也没有向CPI显著传导,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制造业中,下游加工产业的利润水平一直比较高,又因为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约束,使PPI指数的上涨,主要表现为在制造业内部下游产业利润向上游产业的转移。但是到今年前4个月,虽然能源、原材料等产业部门的利润仍在大幅度上升,但加工工业中的石油加工及炼焦行业利润下降了66.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下降52%,化纤行业下降40%,建材行业下降37%,电力行业也因煤炭价格上涨下降28.5%。可见到目前为止,下游产业已经没有多少消化上游产业价格上涨的空间,如果在未来继续出现上游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就会使中国的加工业发展出现明显停滞。
危机异像隐现
本轮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是被投资拉动的。2004年投资在GDP中比重已经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2005年全年可能会超过53%。这么高的投资率,在英、法、德、意、美的工业化过程中从没有见过,在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投资的特点是,在投资周期内是需求,但投资周期过去就是供给。因此在现阶段虽然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当大批项目建成投产的时候,投资人就都从买东西的人变成了卖东西的人。届时从需求看增长形态,就必须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否则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始于2003年的投资高峰主要是投向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平均投资周期一般在5年左右,因此中国将在2008年前后迎来产出高峰。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急剧拉开态势。有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吉尼”系数还不到0.3,90年代中期就上升到0.4,而2004年已经上升到0.47,已经大大高出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初次分配中打破传统的“大锅饭”体制,鼓励收入分配差距拉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一定要通过再分配体制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社会再生产过程能流转通畅的需要。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所得税,再补贴给社会的低收入人群用于消费。在我国目前的税种中也有个人所得税,但60%以上却是由“工薪族”缴纳。1980年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是按平均月工资40元的20倍设置起征点,但是目前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超过1300元,而CPI指数从1980年以来也上涨了4倍有余,如果还按当初的设计原则,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就应调高到10万元,然而目前还是按800元执行,这样在目前“个调税”的作用就不仅不能扩大消费,反而是在缩减消费,使政府失去了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手段。
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对通过调整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取得共识,但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造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而在“十一五”后期就会出现产出高峰,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否会出现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应该如何应对,已经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美元之累
本轮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动力就是出口,而出口的高增长又与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顺差有关。据美方统计,2004年在中美贸易中,中方顺差额为1620亿美元,但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20亿美元,说明中国是把对美贸易顺差又转成了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用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从其他国家换回了实物产品。
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来自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以及东盟诸国。东亚各经济体肯于接受美元而向中国大陆提供产品,是因为美元有货币霸权,持有美元的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美元资产获得保值、增值,当需要的时候再用于进口。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美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比重已经从80年代初的近30%下降到去年的13%,其中还有近一半是军工产业。美国的民用工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正在加快萎缩,或者是向海外转移,以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因此从长期来看,增持的美元已经不可能从美国换回等值的产品,这样就迟早会使持有美元的国家减持美元,导致美元出现危机。
美国为了支持美元的地位,自去年6月以来采取了不断加息的办法,目前美元利率已升高到3.25%,而且还可能继续提升。美元利率上升虽然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但却会打击本国的股市和房地产。美国自发生“9·11”事件以后,股市已开始走下坡路,目前支撑美国需求并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靠房地产,而房地产的繁荣又主要靠低利率政策制造的房地产泡沫。自去年6月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元的长期利率不断下跌,使美国在加息过程中保持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力。在美国出现的短期与长期利率相背离的走势,被格林斯潘称之为“长息之迷”。其实问题很简单,主要是因为亚洲各国央行恐惧美元的前景,自去年以来将短期美元资产如美国政府的短期债券,调整为长期资产。这样就使得美元的长期债券价格上升,长期利率水平下降了。但是,亚洲各国央行的调整总有个尽头,一旦这个调整过程结束,美元的长期利率还是会随基本利率的上升而趋于一致。因此美联储的加息最终还是会打击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并最终引发美元和美国经济危机。
如果爆发美元危机,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被迫紧缩,世界各国的资本也会逃离美元,中国目前这种通过中美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以及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联系链条也会被迫中断。我们目前还很难具体预计美元危机到来的时间,只能通过高度关注美国长期利率走势和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来监测美元危机的酝酿过程。但是从大趋势来判断,在“十一五”中期出现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一旦出现外部的恶性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需求拉力。
危机，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四个因素,前两个是供给方面的问题,后两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这四个因素又会互相交织与作用,而总的作用方向是可能会极大地压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由于缺乏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换能力,中国可能会出现生产过剩矛盾;而美元危机的出现,又使得通过增加出口来消减生产过剩矛盾的希望渺茫。生产过剩矛盾的出现,还会使本轮投资高峰中从银行吸纳的大量贷款无法偿还,从而引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金融体系向全社会蔓延。经济增长率下降虽然会减少能源与矿产品的进口需求,但由于达到了国际市场容量的边际,价格上涨幅度仍可能比较明显,并且由于制造业中的下游产业已经没有消化涨价的能力,开始向CPI指数中的非食品部分传导,而因为农业生产停滞和人口刚性增长,导致巨大的食品供求缺口和CPI指数上扬,结果就是“十一五”期间在中国很有可能发生“滞胀”。
“滞胀”可能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特别是土地供应目前已极度稀缺的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市。土地供应稀缺将导致新上项目增长停滞,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大量减少,通过土地抵押所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增长也会同样趋于停滞,因此在这些地区会最早出现投资的“落潮”。这些省市又是粮食不能自给平衡和大量使用进口资源的地区,CPI指数的上涨也会首先在这些地区出现。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各种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很可能促使长期潜伏的各种社会矛盾也趋于尖锐。因为经济增长停滞,不仅“十一五”期间新增的数千万劳动力将无法顺利就业,原有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萎缩;投资落潮将使数千万人的建筑业队伍没有出路;就业下降以及下岗增多会导致居民收入普遍减少,又赶上物价上涨,民众中就会滋长出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对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利益集团化问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以及城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问题就可能表面化,使社会稳定失去牢固的基础。
描绘出以上前景似乎太悲观,但意识到各种风险的存在并有所准备,总比无意识、无准备要好。危机往往会提供新的改革与发展动力。在以上四因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未来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最大,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最大。而若能成功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就可以从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扩张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基本需求拉力,即便投资和出口需求下降了也不怕,也为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
至于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则会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更加朝着集约使用土地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推动“大都市圈”的发展,因为只有采用“都市圈”模式才能最集约地使用土地。此外还会推动对城市已建成区的大规模再开发,就是将大量低层建筑推倒重建成高层建筑,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并结合产业升级,淘汰掉那些土地产出率低的工业与服务业项目。
总之,“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会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走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十一五”成为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期。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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