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克文代表：歧视性规定阻碍农民工成为技工

  　临时工小黄：每周干78小时，月工资却比正式工低1500元

　　新华网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黄冠) 黄进伟，男，28岁，河南许昌人，在北京某高校后勤部门打工。

　　黄进伟来北京两年了，还是一口河南话，一提这事儿，他就脸红，说：“这是老胳膊 老腿儿，都定型了。”

　　来北京前，黄进违在广东、福建打工3年，换了5个鞋厂。经常上班到凌晨两点，早上也得8点半上班，到处是焦皮味，月工资700多元。

　　2003年2月，黄进伟来到北京，从事供暖、制冷与电工维修工作，最初月工资500元。他考取司炉工证(海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发)、低压电工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和空调制冷维修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之后，月工资涨到900元。

　　2004年12月，黄进伟又以入学考试第二名成绩，考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夜大班，上暖气通风和空调工程专业。问他为什么这样执着要上学，他苦笑一声：“还不是逼出来的！我想专业上再过硬点，看能不能与正式工一样的拿工资。”

　　黄进伟是个临时工，比正式工(学校在编人员)工作时间长，工资却比正式工低得多。去年夏天，黄进伟与另两名正式工分别搭班，开主楼中央空调。正式工一天一轮，一天工作10小时，一周最多40小时；进伟几乎天天上班(有事请假)，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一天至少工作13小时，每周至少工作78小时。黄进伟的工资每月900元，而正式工的工资为2400多元(由学校发的在1300元左右，由部门发的在1100元左右)。

　　干同样的活，工资却相差1500元。有的正式工反而“安慰”他：“出去没准还不胜这儿呢，这儿工资稳定，活儿不重，又不拖欠工资。”

　　“人活一辈子，不出来看看也太亏。大家都说只有学技术，才能混碗好饭。可现在为什么还是同工不同酬呢？”黄进伟说，妻子在北京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孩子从一岁多开始就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看。他寻思着，总有一天要把孩子接到北京，“河南，不想再回去了。人均7分地，种金豆也富不起来。”

　　末了，他问记者：“你说我上完学，能同人家正式工一样吗？”

　　靳克文代表(河南省漯河市市长)：

　　改革开放之初，便有了“民工潮”这个词，农民工伴随着中国发展走过了20多年，贡献巨大。可是，回头看看，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了吗？恐怕不容乐观。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清欠风暴”几乎刮到了每个城市，清出来的一个个巨额数字，不正说明农民工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吗？

　　农民工有了技术，也未必能改变命运。因为在农民成为“技工”的路上还遗留着好多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比如，即使子女就学问题解决了，也因为户籍制度仍然起作用，他们的子女却无法在城里参加中考和高考。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不仅要加强农民工培训，更重要的是革除那些长期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工方式。

　　现有农民工用工方式不合理的症结在于：把农民工的劳动视为低工人一等的劳动，进而用人单位有法不依。20多年来，干部的工资从几十元涨到了数千元，而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几十元或一两百元。农民工休息权经常受到侵害，医疗、养老得不到保障，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拿到的工资却仅能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这实际上是剥夺农民工创造的社会财富，也违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分配原则。

　　对农民工用工方式，急需国家主动进行全国性的执法监督，不能再“民不告官不究”了。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让农民工堂堂正正享受工人待遇的时候了，工人所享有的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农民工”理应享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