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明代表：各级财政应设专项资金培训农民工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黄冠)

　　商圣玉，男，17岁，山东郓城人，在北京某水站打工。

　　给记者家送水的小商，一眼看去像个孩子，腼腆得很。每次送他出门，他都小声说一句“叔叔，再见”。

　　他老家也在农村，去年初中毕业，今年大年初四，和亲戚一起来到北京。这是小商第一次外出打工。他没像村里其他人那样去南方，一问原因，他说：“北京是首都，想来看看。”

　　小商的工作包吃包住，没周末，每天8点半开晨会，9点上班，晚上8点半下班。送水工有两个人，每天送出三四十桶水，每桶重40斤，要搬来搬去。“有电梯还好，没电梯，上三层就得歇一次。这活儿还挺累。”小商说。

　　打工十几天，小商便打定了主意：“不想再回老家了。”

　　“想在城里立住脚的人多了，你打算一辈子送水？”记者问。

　　“也不是。怎么弄，还没想好。”

　　小商家6口人，兄弟姊妹4个。大姐今年24岁，在烟台读完大专，又自学本科，4年花了五六万元，去年毕业，曾在县高中教半年语文，又辞职去了烟台打工。大哥今年23岁，初中毕业，已成家，在家主要做“拉皮子”生意。二哥今年18岁，上高二，学习成绩不错，年前考全班第一。

　　17岁，对城里的孩子来说，还是上学年龄。于是记者问：“为什么不再上了，是家里没钱？”

　　“学也学不会，浪费时间。每学期二百多块钱，不是交不起。要是考不上好大学，找工作还得自己作难。”据他说，他们村和他大姐那个年龄段的人，上学的还有很多，而他这个年龄段的，村里上学的没几个人，要么在家做生意，要么去打工，光种地家里穷得很。

　　“打工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记者问。

　　“有。搬水进人家，人家不让进，要戴上脚套。这样的人家还不少，装修得很好，就嫌农村人脏。” 问到吃得怎么样，小商说，这里比家里好。早点自己买，午饭和晚饭都有两三个菜，而老家只有中午炒大锅菜，早晚吃咸菜。

　　马清明代表(中共湖北省仙桃市委书记)：

　　在南方农村的许多地方，人均不到一亩田，那么多劳动力，都守着这点土地，就是种金种银又能怎样？减少农业人口才能富裕农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才有出路。在仙桃，每到春节，通过邮政汇回的打工收入在4亿元以上；凡是外出打工多的农村，漂亮的二层楼一幢挨一幢。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帮扶农村，除了好的政策，城市吸纳农村转移出去的人口对传统农区多么重要！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基本上是自发走出农村的劳动力，大多数缺少培训，缺少一技之长，就是走出去了，在城市也不好谋生，只能靠简单出卖劳动力，结果更难融入城市。像小商，不可能送一辈子水吧，但他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又怎么能干技术活呢？而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随时都有被替换的可能。没有个长期且比较稳定的“饭碗”，暂时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终究还得倒流回来。

　　现在很多地方在喊“技工荒”，可为数庞大的农民工又何以能自动成为技工？作为农民工输出地的地方政府，决不能认为，农民走出去了，就可以不管了，可以坐享“打工经济”成果了。当务之急，就是输出农民工之前，教给他们一定的劳动技能，使他们能适应城镇的需要，具备在城镇扎根的能力。

　　目前，农民工培训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听说哪个地方形成了像“菲佣”那样叫得响的知名品牌，其根本原因，不外乎农民工培训没有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都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

　　在仙桃市，我们也努力探索农民工的培训办法，一方面让劳动就业部门与沿海和市内企业挂钩，把培训费用降到最低，然后把经过培训的农民工有计划地输出；另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边吸收边培训农民工，比如在彭场镇，130多家企业就吸收农民工1.8万人，当地每户至少有一人在镇上上班。

　　农民工纷纷回家盖楼，但一过完年，往往人去楼空。这正反映了农民工无法扎根城镇，也无法再回农村的尴尬。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城镇，除了创造条件提供技术培训之外，还要以更宽阔的胸怀，自觉尽快拆除各种藩篱，为农民工提供市民待遇，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等方面切实解决其实际困难，降低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

　　据统计，在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中，农民工约占46%。只有更多的农民工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难题，缩小城乡差别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