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填写环保模拟试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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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2月20日 16:5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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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琳玲 广州报道 经过长达7年的讨价还价，限制各国排放工业废气、以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月16日正式生效。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被免除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是从2006年开
节能第一位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必须达到比1990年减少5.2%。中国在2002年宣布核准该协定书，目前还无须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是作为每年消耗大量煤炭石油的国家，要求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提早承担义务的呼声一直存在。 “毫无疑问，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将越来越加大。”国际著名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专家、邓迪大学(Dundee University)的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博士Philip Andrews Speed在此前接受本报采访中指出，真正让中国忧虑的，是能源供应紧张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压力。“这迫使中国寻求方案更充分地利用能源，更有效地调节经济发展速度。” 事实上，一些小型的环保项目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展起来，虽然多数为政府牵头，但是处处闪现着NGO活跃的身影。 世界自然基金会(WFF)就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起，WFF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第二年其下属的中国气候变化和能源项目组成立。除了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项目组一直努力参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让大家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的危害性。该项目组主任甘霖博士对本报记者说，“目前，中国要增加新的能源生产有一定难度，相比而言，产业节能的潜力还很大。” “以建筑业为例，目前建筑业消耗掉中国约1／3的能源。但是，中国现在有90%的楼房结构不保温，必须消耗大量能源来满足夏天制冷和冬天取暖的需要。而房子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70年，这是一笔多大的浪费。”甘霖评价。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此也制定了相关的建筑标准。早在1990年，中国发改委颁布的规划文件就强调了要有效利用能源和能源储备，将之提到与能源生产同样重要的高度。但事实上，10年间，节能政策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2004年12月，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能源政策，再次重申节能和能源储备的重要性。大家关注的是，政府如何把节能的政策推行下去，这些政策能否起实质性的作用？ 安德鲁·斯皮德认为，政府必须确保能够获得有关能源使用者的信息，包括企业用户和私人用户，并确保节能设备在办公室、工厂、家庭等地方都可以获得。同时要求能源利用率被清楚地标示在产品上，以迫使企业生产节能的产品。这正是包括WWF在内的环保NGO在努力做的工作之一 。甘霖向记者透露，WFF联合了其他机构在做一个有关家电市场的调查。“我们将在2月2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倡导家电行业从3月 1日起在自己的电器产品上贴上能耗标识。” 化石能源危害最大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煤炭的国家，但散乱差、安全事故频发、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一直是煤炭产业发展的顽疾。 甘霖告诉本报记者，根据他们2004年出台的报告《中国煤炭开发与利用的环境影响研究》，使用煤炭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达2000亿元，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危害公众健康致使公共医疗费用支出增加等。 但是，煤炭却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占发电构成的77%，其次才是石油。目前中国每年电力用煤占煤炭总产量的40%，此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占排放总量的25%。有预测认为，2005年中国将会使用16亿吨标准煤。 今年2月初，WWF向全球发出警告，他们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再不采取任何措施，2026年地球温度将达到警戒水平，这将对北极冰川造成毁灭性影响。 “化石能源对环境危害最大。”甘霖指出，“其实，每1亿吨农产品荚杆所燃烧的能量相当于5千吨标准煤，中国每年可利用的有1亿吨农产品荚杆”。 谈到发展绿色能源，安德鲁斯·斯皮德说，未来20年，一些新的可再生能源也许能成为重要的资源。风能、太阳能发电正变得越来越便宜。但是短期而言，石油和煤炭资源仍然是不可取代的主要能源，所以中国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是最重要的。 对于现实的可行性和最终“理想”之间的差距，环保机构有着清醒的认识。目前，WFF在中国主要做的工作是清洁电力行业。以煤为主的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占污染总排放量的37%是最大的污染源。 但是甘霖认为，中国如果履行《京都议定书》，即使是在短期内，也未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般所认为的负面影响。“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的繁荣。”这位理想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在德国，平均发每一兆绿电，就能为该国创造1200—1500个就业机会。” 中国要非常小心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仅占全部的5%。中国政府计划，2010年把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高到10%。 “我们希望能在2020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14%，”甘霖对本报记者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在产业政策给予有力的支持。” 在他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上网电价问题。目前，利用绿色能源所发的电，例如太阳能，不能顺利卖到电网上。主要原因是开发新能源的成本短时间内还很难降下来，很难与煤电竞争。甘霖建议，政府要制定扶植绿电上网的电价政策，譬如，要求电网的经营商在买电的时候，必须购一定比例的绿电。 安德鲁斯·斯皮德则指出，中国的电力定价机制反应滞后或偏离市场的价值。中国政府应建立一个反应灵敏的定价系统，让电力价格及时体现市场的波动。“如果定价系统滞后于能源市场，就不能有效调节人们的用电习惯，推动能源被有效利用。”他认为，如果在2005年把这个市场敏感度高的定价系统建立起来，将是中国政府推动节能运动的最有效措施。 目前，国家对污染企业收取的排污费，不足以补偿其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动用国家税收用来治理污染，占GDP的1%。甘霖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新机制，如通过专门设立的“污染税”，让污染者来支付治理的费用，而不是动用社会的公共支出。 此外，中国国内尚未建立起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收费，二氧化碳虽然对公众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却是导致温室效应的元凶。 2000年，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和欧洲委员会共同资助下，安德鲁斯·斯皮德在广东领导了一个中国电力产业研究课题：如何把竞争引入广东的电力行业。然而，研究并没有达成预想的结果。 回顾起这项研究，他向本报记者总结出三点：一、电力生产行业进行全面竞争之前，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有超过市场需要的剩余产能，要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用于在全省输送电力。二、广东的客观情况不适合在电力生产行业推行竞争，它的资源是和周围省份联系在一起的。三、无法一步到位兑现2004年实现该省电力产业的全面竞争，这中间需要很多过渡的步骤。 安德鲁斯·斯皮德说：“在推行能源政策时，中国政府要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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