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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庆祝，但庆祝的理由却不尽相同。
《京都议定书》是在全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尤其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有了共同的强烈恐惧感受之后做出的重要努力。其中的共识非常简单，就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等六种工业废气的排放，以防止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发生全球性环境灾难。但要说到如何
实现这一目标，这便成为一个集能源、经济发展和政治外交于一体的复杂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并不真的存在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上帝，因此，每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哪些义务，享有什么权利，只能通过无休止的谈判与吵架来确定。
环境主义者们为此欢呼，他们看重的是，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理由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让位于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思考。但更多的人需要考虑现实，他们的喜和忧都和《京都议定书》中分配给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相关。理想与现实的冲动无时不刻不在考验着人们。
每个国家都希望选择一条理想的、有科学依据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但并非人人有此能力。甚至在很多时候国家的领导者们也会感到身不由己。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100个以上的不发达国家从这个协议当中得到了优惠，它们大都不需要在一开始就承担减少排放废气的责任，甚至还可以将分配到的排放额度卖给发达国家。这是全球政治精英们经过漫长的吵嘴之后得到的结果，大致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
协议的另一项好处就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别人减少排放废气，可以折抵自己的义务。森林面积多的国家也因为其对世界的贡献而从中得到好处。
因为得到这些好处，很多国家比那些单纯的环保主义者更兴奋，特别贫穷的国家几乎顾不上考虑世界的将来，他们必须为眼前的生计竭尽努力，在改变自身穷苦状态的要求面前，一切都不足道。《京都议定书》之所以最终可以生效成为一项法律，也是因为它考虑到了贫穷国家的要求。
但是，对于处在中游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会比其它国家更复杂。虽然议定书也在相当程度上照顾了这些国家的现状，尽可能使其不因协议的实施而过多影响它们的发展速度，但它们自己却不得不考虑如何主动应对今后的变化。中国即为其中的一员。
众所周知的现实情况是，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国家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连续发展速度，同时也使我们这个有着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变成了能源消耗大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已位居全球第二位，并且很可能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国。然而令人汗颜的是，我们的生产效率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能源消耗多，废气排放多，但产出率低下的结果无法令人骄傲。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样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但怎么办？问题的症结又在哪儿？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不愧对子孙后代？如何从现在起谋划未来当减少排放义务来临时的日子？
13亿人民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个现代化不应该完全等同于今日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方式。然而究竟应该如何不同，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答案。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已经遇到了难题，但却无法先停下脚步进行研究并解决。
现在，“能源瓶颈”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煤、水、电、石油和交通问题的紧张日趋严重，中央政府为此殚精竭虑，可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却从未停止过涌动，令人不安。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预计产业转移的趋势将会发生，钢铁、水泥以及重工业原料产业等排放废气大户的公司考虑成本变化情况之后，很希望寻找那些急需外资投入而换取经济发展成果的地方来达成协议。
《京都议定书》达成之后，种种分析见诸报端，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根本性的难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话都好说，什么样的道理都好讲，但要真正采取行动却难上加难。如果那些道理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并未真正打算选择主动行动，心底下却希望把难题留给他人和后人的话，难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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