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激辩2005中国全局：中国走进世界(2)

　　如何突破四大“不能”之障

　　治理结构如何从“形似”到“神似”？由谁来主持改革？

　　的确，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只是中国的外部环境；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国内部是否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中国改革到现在，金融领域已经非动不可了，因为金融体系的落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掣肘，2004年的经济过热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关键的一年，这是与会者重要的共识。国有商业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许多问题似乎仍有很大争议。比如，国有银行改革方向是什么？关键在哪里？速度和节奏怎么把握？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回顾中国银行业改革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20多年来中国银行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牢牢把握住公司治理改革这一主要矛盾，有助于顺利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

　　他认为，20年来中国银行改革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以治标为主，兼顾治本，总体上治本不足。2003年开始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试点，核心就是将银行业的改革由治标为主转到治本为主，从标本兼治达到改革的目标；目前改革试点“进展良好，大致顺利”。

　　目前，中行、建行的财务重组基本上结束，初步统计，到2004年年底，两家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分别为71.7%和69.9%，资本充足率则为8.62%和9.39%。“上述财务指标均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唐双宁虽如此表述，但他也承认，两家银行“目前初步建立了公司组织框架，实现了形似”，但是只有“形似”而非“神似”；在改革日程表上是居前的，仍然是不够的，要从形似到神似。比如三会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到位、各项议决的规划和执行、战略投资者的谈判和引进、关联交易的控制和防范、业务流程的重组和改造等。

　　唐双宁总结说，国有银行改革遵循了四个原则：改革选择先易后难、动用资源综合考虑、改革措施标本兼治、具体安排符合国情。

　　不过，这些回答仍然不够。吴敬琏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提出了银行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性疑问：到底是所有者(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在主持股改，还是受雇于股东的银行管理层、内部人在主持股改？内部人、监管者而不是资产所有者涉及改革方案，如何保证其独立性与效率？银行改革会不会复制国有企业改革中这方面的弊病？

　　对此，作为中行和建行出资方代表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回应说：“一行三会(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者，同时负有金融改革的任务，在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同时，又要协调各个机构的矛盾。银行内部的微观改革，主要是内部人在有关当局指令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样的分工既不是法律规定，也不是明文法的规定，只是国务院分工安排或者历史形成的格局。”

　　他同时也承认，“汇金公司作为股东，在中行、建行股改的过程中有点儿被动。”

　　许小年把银行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扩展为一个一般化的问题：改革之初的国家体改委在机构设置上是中立的，改革方案为整体利益着想，独立性有保证。“目前内部人改革、监管者改革和‘部门立法’等类似行为暴露出的弊端提醒我们，应当考虑重新设立国家体改委或者类似的中立机构。”

　　证券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隐患。前证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高西庆指出了资本市场的四个“不能”：

　　——筹资功能之不能：与其他筹资途径相比，目前资本市场通过股票筹资功能是比较差的，而且正在萎缩；

　　——资源配置之不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阻碍的作用，行业、地区分割严重，资本市场和基金配置结合任重道远；

　　——公司治理之不能：“只有各级政府及权力部门对某一个上市公司领导不满意就撤换掉、然后才通知董事会这种行为停止了，公司治理才会慢慢好起来。”

　　——信用建立之不能：市场开放程度不够，“信用文化”远未确立，监管部门对此捉襟见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资本市场是2004年经济中矛盾的一个集中点，许多人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到股权分置，实际上是回避了矛盾。如高西庆总结，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机制，“机制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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