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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现象”
在研究“民工荒”现象的同时，一些学者们还概括出一种“40岁现象”。
所谓“40岁现象”，是指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
种支出，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被透支体力和脑力之后，在40岁左右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
有学者疾呼，“40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种掠夺不仅是对农民工个体的透支，也是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透支，其欠账要在未来由整个社会承担。“‘用之而不养之’，农村怎能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认为中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更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
社保部在2004年上半年对26个城市2000多家企业所做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外地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按地域分布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4%，闽东南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59%，环渤海地区49%，中西部地区43%。这项调查表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层最主要的力量。
在深圳，这个现象尤为突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告诉《财经》，深圳从31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今天1000多万人的大都市，其中外来人口800多万；这800万外来人口中，外来农业人口达到485万。在深圳几大企业中，宝成集团25万人，95%是农民工，富士康集团7万工人中有80%是农民工，比亚迪公司3万多人有65%是农民工。
另一方面，深圳的年财政收入由1979年的1721万元跃升到2003年的1024亿元，其中675亿元上交中央财政，深圳自己留下的349亿元，却很少有资金用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刘开明说：“他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那么多财富，为什么不能得到一点回报？如果政府肯从349亿元中拿出49亿元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否则由于恶劣的公共服务系统，大批农民工无法在深圳生活下来，‘民工荒’只会继续！”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也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只注重了一个外观的、硬件的城市化，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中城市对农村的歧视，造成了中国的国民分裂，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而另一部分人则不能。“这部分无法享受国民待遇的人最后选择了‘用脚投票’，这就是‘民工荒’的体制之因。”他说。
在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也在不同程度地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过去珠三角、长三角的务工者转向江西、安徽等内陆中西部省份。比如深圳一家内衣厂在江西建立了一个新厂，计划招收6000名员工，尽管工资水平略低于广东，但民工在合计了收入与支出后大多选择在当地打工。
2004年这场被广泛关注的“民工荒”，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市场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它预告了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走向终结，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已是必须之举——这就是2004年“民工荒”无言的警示。■
由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本刊实习记者姚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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