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阜阳官场

　　

不用担心，小孩儿嘴里喝的是水（陈峰 摄影）

　　《小康》记者 施平 白红义 报道 陈峰 摄影

　　明朝的吕坤曾经在其著作中感叹：“仕风变，天下治矣！"可是，一个深受官场歪风所害的城市，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已经扭曲、失衡的政治生态呢？——题记

　　地处淮河腹地的安徽省阜阳市，近年来一直吸引着国人关注的目光。用当地人的话 说，这多半是由于“天灾人祸”。天灾，指的是淮河水患；人祸，指的则是贪官频仍，以及由此引发的多起爆炸性新闻事件。因为这接连多起“丑闻”，阜阳当地政府和官员备受指责，尴尬不已。

　　记者写作本稿时，正当监察部通报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市长刘庆强、副市长马明业、杜长平等9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其中3人被责令辞职。分析认为，对面临重重尴尬的阜阳而言，这不啻是继王肖腐败案后的又一次“政治”地震。

　　事实上，受此次劣质奶粉事件影响的官员还在少数，更大部分的阜阳官员最近的主要任务则是：参加警示教育学习。据了解，当地官员们每周都要学习好几个下午，有时候甚至上午也要参加学习，而且每个人都得写出深刻的思想总结。

　　“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这是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给阜阳官员提出的要求。阜阳的众多官员都认为，随着一些制度的建立健全，阜阳官场风气总的是在朝好的方向转化。然而由于当地情况的复杂和特殊，这一风气的扭转可能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至今，阜阳各级官员仍处在连番重创后的余痛之中。

　　余痛：干部冻结

　　“干部冻结”这个词，对阜阳的各级官员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冻结”使得体制外的人不能成为国家干部，而低级别的官员则丧失了提升的机会。

　　“干部冻结”从1997年出台，现在已经是第8年。按照中共阜阳市委一位官员的解释，“干部冻结”是阜阳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正在施行的用人原则，即把各单位有关的人事公章封起来，只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简单说就是：一不能进(各单位暂不进人)，二不能提(各级官员不得提拔)。——当然，领导班子的调整不在此列。

　　先说不能“进”。这是王怀忠肖作新留给阜阳的一笔特殊 “遗产”。在阜阳，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要引进人才，必须经过六大部门(编制委员会、人事局、财政局、组织部、纪委、市委或市政府党组负责人)的一把手集体研究决定。据说这个制度早在1993年就开始实施，但还是造成了现在的“人满为患”。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阜阳市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安徽全省行政干部超编2万8千人，阜阳超编1万4千人，占一半。

　　2002年，阜阳市公安局破天荒地引进了6名大学生，当初承诺要解决编制，可是到2003年底仍迟迟难以兑现，每月只发给600元的临时工资。结果这批人都走了。

　　如果说机关进人难已不算新鲜事儿，那么阜阳官员的不能“提”，尤其是在王肖案件之后，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阜阳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没有在阜阳做过干部的，不能当省领导。近年来，安徽省共出了4位从阜阳提拔的领导：王昭耀、秦德文、乔传秀、王怀忠。但自王怀忠之后，安徽省没有再从阜阳提拔省一级的领导。阜阳的“官”沉寂了。

　　如今，阜阳的主政官员绝大多数从外地过来，他们或由省里下派，如市委书记胡连松；或从其他地区调任，如市长刘庆强。市委9位常委中只有3位是阜阳本地官员，市政府5位副市长则仅有一个本地人。(这唯一的一位阜阳本地副市长，最近又因劣质婴儿奶粉事件被责令辞职。)

　　阜阳市属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之间则全靠调整。或是市里下派干部到县区任职，县区的官员平调到市直各部门，或者区县之间互相平调。据悉，原颖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调任市委秘书长后，该县的处级副处级官员中居然找不出没有问题可以提拔继任的，无奈把市政府秘书长李新才下派颖上，接替张华琪的职务。在王怀忠之后，阜阳市所辖1市3区4县的一、二把手都经过了诸如此类的调整。

　　而阜阳的科一级官员，则基本上“一动不动”。界首市(阜阳的县级市)一位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抱怨：界首的干部缺一个，上边就派一个。这么多表现出色的乡镇干部怎么得到提拔？

　　有人说，对于受“灾”严重的阜阳官场，干部冻结政策是一个不得已的处置办法。但这种“不得已”，也带来了不少消极之处。当地人士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王怀忠主政期间，有一位38岁即担任某局局长(正处级)职务的王立(化名)，工作表现一直为人称道，王曾经向他表示要提拔他。但由于王立不懂“官场规矩”，迟迟不向王“靠近”，王最终任命了一个亲信，顶掉了王立的提拔机会。失意的王立仍不倦学习，毅然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虽然王怀忠倒掉了，可是“干部冻结”，直到现在王立还是原来那个局的局长。

　　干部冻结，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王肖案件处理的一种延续。王肖二人的东窗事发大面积地牵连了众多官员，有些官员的涉案金额虽不足以转入刑事司法程序，但这些官员已被各级党委组织部打入另册，或者平调至非要害部门，或者保持原位而不再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官员现在没有被打入另册，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问题，以后不会在王肖二人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案件中受到牵连。

　　联系到这两方面的背景，就不难理解阜阳何以需要出台一个“干部冻结”政策了。阜阳市政协的一位官员这样说道：“这样的用人制度，就像一个‘维持’政策，阜阳现任的市领导则充当着维持会长的角色。这使得部分不干净的官员心中恐慌，而没有问题的官员看不到仕途的希望。阜阳官场的气氛很沉闷。”

　　

阜阳官场重建尚待时日（陈峰 摄影）

　　重建：路漫漫

　　阜阳市中心的文峰公园正在紧张地施工，不久，阜阳人就将拥有一个大型的城市休闲娱乐广场。文峰公园的建设体现出阜阳现任领导班子对公益事业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同样，阜阳官场的净化也在进行当中，一场大规模的反腐倡廉学习教育活动正在阜阳展开。

　　从今年5月，安徽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阜阳市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活动的排头兵。早在3月份，中共阜阳市委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学习两个条例，进行警示教育，规范从政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4月底，《安徽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读本》(共三册)和《阜阳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读本》便发到了每位副科以上级别官员的手中。通常，书籍之类物品的发放都是由市直机关工委操办的，而此次这两套读本由市纪委直接发到各官员手中，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由王肖案而牵连出的人员继续得到查处。据悉，目前党内纪检机构的查处工作主要集中在阜阳的政法系统。据不完全统计，政法系统内正在被查处的官员有原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原阜阳市国安局局长、原阜阳市公安局车管所所长等。

　　5月下旬以来，陆续有多名官员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审理和判决。其中，阜阳市委原秘书长张华琪一案备受瞩目。据当地媒体报道，“张华琪今年58岁，1996年3月起先后担任颖上县县长、县委书记。2000年8月任阜阳市委秘书长，2003年5月因涉嫌受贿被逮捕。检察机关的公诉材料上指出，张从1996年到2001年共收受了95人255次贿赂。1997年1月，张任颖上县委书记后的40个月，平均每月受贿6次，月均受贿5万多元。在最集中的1999年，月均受贿在10万以上。向他行贿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乡镇干部，行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升官或者挪位。在行贿的95人中，至少有90人是为了买官。”

　　张华琪案件并未做出当庭判决。张被揪出来，等于打开了颖上县(一个每年要吃掉国家8000万左右财政补贴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潘多拉盒子。一位资深检察官告诉记者，实际查出的向张行贿的副科以上官员有100多人。由于少部分官员行贿的数额较少，而且从动机上看，仿佛是“例行公事”，所以没有对他们进行审理。这位检察官解释说，他们行贿并非为了个人的升迁，而是为了所在单位的“集体利益”。不向张华琪行贿，单位的工作就得不到上级的肯定和认可，甚至得不到正常的运转。

　　记者试图获知这次涉案的95名官员的目前状况，并联络颖上县检察院检察长与一名副检察长，但均无答复。该县检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这95个官员一下子都被查处，颖上县的工作怕会瘫痪掉。”——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考量。

　　但当地不少官员对上述顾虑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该除恶务尽，不能怕乱，必须经过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阜阳官场才能恢复正常。

　　记者接触过的多名官员都认为，随着问题官员纷纷被查处以及一些制度的建立健全，阜阳官场风气已经在逐渐转好。以曾经备受诟病的土地“暗箱操作”问题为例：阜阳市从2000年起推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制度，包括土地收储、地价评估、土地出让集体会审、招标挂牌4项具体制度在内，每个环节都是公开的，接受全社会的监督。2003年以来，阜阳一共有14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挂牌形式公开出让，每亩土地的价格比过去高出6倍多。而在过去，开发商想要土地的话，只需找主要官员批个条子就行，地价往往比实际价格便宜许多。

　　不过，这些官员私下里也表示，由于巨大的惯性，阜阳官场风气的扭转需要很长的时间。乐观的人说至少需要10年，悲观一点儿的看法，则也许30年后才可以有个彻底的转变。

　　重建远远比破坏艰难。

　　个案：“夹缝”地位

　　原阜阳市委副秘书长李锦华(化名)是当地议论颇多的一个人物。他最后的官宦生涯，在肖作新和王怀忠两股势力的夹缝中度过。

　　虽然后来身陷囹圄，但被采访者一致认为李锦华是一位正直的官员。用他自己的话讲，“我从一个办事员到秘书，再到市委副秘书长，从未请过上级喝过一杯茶。”很多人说他受了王怀忠的迫害，但他自嘲是王怀忠的“持不同政见者”。

　　李锦华上世纪60年代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阜阳工作，阜阳撤地设市后，李锦华任市委副秘书长，主要协助市长管理经济工作。当时，市政府成立了金融工作领导小组，李锦华是小组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市府领导徐合颖、肖作新联络多一些。这引起了王怀忠的注意。一天，王怀忠专门约李锦华见面，李一进门，王便板着面孔说道：老李，我发现你最近很少向我汇报工作啊！李锦华以分工不便为由搪塞了几句，随即王的脸色骤缓，说尽客套话。

　　王想拉拢李锦华，进而利用李的特殊位置以刺探徐、肖二人的情况，对此，李锦华心知肚明。从那时起，李锦华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夹缝”地位，他曾对朋友说，“我是在走钢丝。”尽管如此，秉性耿直的李锦华仍旧保持中立的姿态。王的算盘落空了，二人的矛盾由此激化。

　　1999年，王怀忠即将到省里任职，肖作新很有可能继任为阜阳市委书记。自己的老巢被政敌把持，这是王怀忠不愿看到的局面，于是他指使人揭发肖作新。李锦华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所经手的几千万账目被仔细地审查，一笔小小的赴香港考察报销账目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注意。这笔费用超出有关规定6000余元。李锦华的解释是，当时随他赴港考察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而此人的行政级别是不允许去的，他便“慷公家之慨”替此人签了单。

　　常在岸边走，怎能不湿鞋？李由此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一年执行。是年，李锦华59岁。对李的案件，王怀忠曾作过多大的干预，已无从查考。但据阜阳市多名检察系统的人士说法，王怀忠从中干预则勿庸置疑。

　　而今，肖王二人相继倒台，李锦华本人的心理负担也渐渐释去。离开官场的李锦华被阜阳一家民营企业聘为董事长，在当地，他依然具有影响力。

　　今年，李锦华的公司发生了一件小事，颇有些意味：一次，公司收到阜阳市某区统计局一纸罚款通知，称该公司统计报表中的利润和营业额存在虚报行为，与实际相差1万1千元，被处以虚报数额的55%即6000元的罚款。原来，统计局印制的统计报表以“万元”为核算单位，但公司在填写时，有些几千几百不足万元的金额就省略未填，一年累计下来就是这1万多元。统计局说是虚报数额，该公司以并非有意虚报为由拒缴罚款，双方僵持不下。李锦华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关系找到该统计局的领导，结果立竿见影，——统计局再没有上门要过罚款。

　　究竟是统计局恶意罚款还是企业赖帐？这个问题不了了之。而退出官场夹缝的李锦华，这次却进入了另一个夹缝中，并且似乎难以拔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