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确有苗头 结构失衡引发矛盾

　　编者的话：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现在有各种说法。有人提出了警惕经济“过热”和“通胀”苗头的话，有人说当前经济“体温正常”。为此，本期特发表记者王祥光的带有个人性观点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讨论。

　　本报记者 王祥光

　　进入盛夏，国家的宏观调控频频出手。先是央行推出“房贷新政”，后是国务院制止“圈地运动”，全行业的“大炼钢铁”、遍地开花的“汽车城”和冒气泡的“硅片热”也被亮出了黄牌警告。但和理论界的冷热歧见一样，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种情况在过去很难见到，但在有关部门意见分歧的背后，也让人更加注意一些深层次矛盾对国民经济影响。

　　“经济过热”确有苗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7月在向全国人大财经委汇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时说，今年各地区、各行业的贷款普遍上涨，半年的新增贷款便接近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这种情况容易导致经济失衡，形成新的不良贷款，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部署央行下半年工作的会上也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分析和高度重视贷款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其次要警惕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能加剧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今年的贷款增长超过23%，明年经济的增速则会上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而樊纲则认为，无论是信贷规模、投资规模，还是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出现过热的苗头。樊纲说：“我们不能等到经济过热之后才来谈防止过热，宏观经济需要提前微调，过热后再去治理就晚了。”

　　“不轻言过热”也有道理

　　主张“不轻言过热”的首先是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媒体指出，上半年8.2%的增长速度来之不易，他指出：“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高速增长，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所以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目前没有必要探讨过热还是不过热的问题。”

　　而国家发改委7月17日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对下半年工作的建议》则指出：“由于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基础日益坚实，各地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高涨，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格局不会改变。”

　　有关部门不轻言“过热”，认为新一轮增长出于“经济自主增长的基础日益坚实”自有道理。

　　从宏观上讲，这轮高增长势头是由风行全国的城市化运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是趋势性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高速增长期。

　　从微观上讲，新的景气期有两大支撑因素：一是企业利润和资产状况改善，银行愿意增加贷款；二是较低利率刺激人们增加住房、汽车贷款的需求，借助信贷又形成新的购买力。

　　矛盾引发于结构失衡

　　新一轮增长既然有市场支撑，为什么又有相关部门的政策歧见呢？问题虽然有各司其职的主观偏好，但结构失衡的矛盾是动因。结构失衡的矛盾表现在：

　　一是经济结构的内在构成出现错位。GDP增长与工业增长历来具有同向性，但二季度却出现明显的错位，工业增长为近9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GDP则是近12年同期的最低点；第二季度投资增长为7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却为3年来同期的最低点。以上错位情况既有悖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也不符合投入产出相得益彰的效益原则。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差距拉大。两者的比例从1998年的0.81降低到现在的0.56，由此反映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在价格结构上，初级产品价格上升过快，中间产品价格基本持平，最终产品价格则有所下降。目前钢材价格同比上涨14.9%，价格因素让早为国家明令禁止的小钢厂死灰复燃，上半年的钢产量突破1亿万吨，相当于3年前全年的产量。

　　三是增长与就业不协调。从理论上说，促进增长是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上百万就业岗位。正因如此，过去试图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投入，促进增长来缓解严重的就业压力，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日趋脱节。在经济形势最好的上海，GDP虽保持十几年的两位数增长，但目前4.8%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创历史的新高。

　　以上问题，证明我国的经济运行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结构的传导机制很不顺畅。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依靠总量增长来解决，即使有高增长，也无从解决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效益、增长与就业的矛盾。区别仅在于，增长过慢会让效益和就业的问题更加突出。

　　正是久治不愈的结构综合症，经济运行总是冷热交替，冷热并行。一方面是信贷膨胀，投资过热，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银行坏账积累，最终消费过冷，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则如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所说：“生产在增长，经济在发展，但人们还是没钱买东西，其结果是需求没有随着经济而增长，造成通货紧缩。这是生产中的分配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表现。”而根子则在于“两极分化，冷热反差加剧”。

　　结构失衡是种体制性矛盾

　　结构失衡的症结早已溢出经济层面，这不是可以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能研究的是，调整结构是行之多年的既定政策，为什么结构问题却愈演愈烈，以至成为经济运行的瓶颈呢？

　　问题既表现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偏好老是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失控，又表现在诸侯经济和部门垄断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还表现在扭曲的行政行为让“看不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这些问题仍需忽略不计，且就信贷扩张看看体制矛盾对结构扭曲所产生的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增长呈加速之势，今年上半年的贷款规模便达到全年新增贷款计划的98.94%。央行担心通货膨胀，急踩煞车也是职能所在。但另一个侧面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并未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物价指数徘徊在1%以下，零售物价还是负值。针对这种冷热综合症，不是紧缩一下银根，来一剂退烧药就能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通缩与通胀一样，都是经济运行的非正常状态。时下货币供应虽超过增长率与通胀率之和，但“改制”所加速的资产货币化却是一个新的变量。与产品货币化不同，资产货币化需要更多的货币供应。考虑新出现的资产货币化因素，很难说货币供应太多。加上数万亿银行存差需要消化，商业银行已有风险意识，轻言通货膨胀，急踩煞车值得商榷。

　　就房地产信贷规模而言，简单论大小缺乏说服力。因为我国金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又以国有银行为主，房地产投资主要来自国有银行无法避免。对于房地产业所出现的问题，仅堵住现有贷款渠道不行，这不仅不能减少和分散风险，还可能加大和集中金融风险。房地产贷款比例偏高有银行自身的问题，也有金融结构的问题。如允许开发商发行企业债券，建立和发展不动产基金和不动产信托基金，问题就会基本解决，资本市场太弱太小、直接融资不发达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发展直接金融，分流银行储蓄，比单纯堵住银行贷款更为有效。但这个问题涉及金融创新，涉及银行改革，问题最终又归结到一个体制问题。

　　综合分析新一轮增长周期所存在的问题，不是冷热歧见可概括，过冷过热都是结构性矛盾的释放，根本则在于体制矛盾。就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绩偏好”的扩张冲动，行政手段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太强。如房地产业的问题就不主要是出在后期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上，而是出在前期的土地批租环节和种种“经营城市”的不规范行为。加上分配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失衡，应引起警惕的不是市场自然出现的周期性波动，而是行政行为的选择。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应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实现改革的综合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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