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要不要再继续？经济界委员热论国企改革

　　记者王佳航 杨晓平5日北京报道

　　今天下午，京丰宾馆经济界32组的小组讨论异常热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要不要再剥离，国有企业债转股要不要再继续成了委员们“论战”的焦点。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的一段发言挑起了话题。朱登山表示，1999年1.4万亿银 行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起了很大作用，而债转股等措施对于解决国有企业困难，促进国企改革也功不可没。

　　朱登山说，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处置不良资产5960亿，占42%，现金回收674亿，现金回收率为22%。

　　不良资产的处置对于化解金融风险有益。四大商业银行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如何解决，还要不要继续剥离，是当前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恐怕还得再剥离，因为银行自己消化比较困难。

　　“债转股该停止了，不能再继续了”。华润集团原董事长谷永江显然持不同观点。“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相当繁重，债转股之后是否真的扭亏为赢，要分开来看。一种情形是，企业债转股之后马上扭亏，债转股的部分是多少，有没有计算进去，值得考虑，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企业债转股后，确实经营有变化，效率真正提高。如果后者居多，这是非常乐观的，国有企业有希望了。但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

　　谷永江说，债转股本身就是非公平原则，为什么债转股？因为觉得过去政府对国营企业索取太多了。凭什么给它债转股，不给我，官员会说出几条，但是不能自圆其说，审批规则非常模糊，一些合资企业都债转股了。债转股该停止了，如果继续债转股无疑会造成新的矛盾。

　　关于国企改革，经济学家陈清泰是中间派。他说，企业状况不佳的时候，债转股是有意义的，但是债转股之后，如果企业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全错了。企业状况不好，亏损原因不是负债，是企业总利润率达不到利息率，更深层次来说是产品结构，再进一步是企业结构，是股权结构，是治理机制，如果这些问题看不到，不加以解决，问题很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新的股东出现，应该在改革企业机制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能在外围看着。不然现金回收率要低于22%。

　　陈清泰认为，债转股还得继续做下去。不然前期成本白费了，要进行结构调整，改进企业机制，这样企业才能有希望。当时为了解决企业连续五年利润下降，制定了三年脱困的目标。这三年政府支付的成本不低，股市融资7400多亿，技术改造1.8万多亿，500多亿贴息贷款，下岗职工2700多万，为解决下岗职工问题支付500多亿，债转股4500亿，加起来2万多亿的成本。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大的投入得到了什么，一方面，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更可贵的收获是出现了新机制的萌芽：一是表现在国有企业可以有生有死，国有企业破产机制出现了萌芽，这期间用特殊的办法关闭了国有大中型企业2500家，冲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000亿。二是国有职工可以有进有出，职工需要流动，2700万国有职工有进有出，很了不起。三是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不能再延续了，每年从企业分流出去很多医院、学校。四是国有企业融资渠道不只在政府了，可以到境内境外去融资，竞争性行业政府公共财政不再投入。这些新机制的萌芽非常可贵，但是不规范，三五年中，都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个案的形式操作，不能持久，要使其能够变成通过市场自动运行的法律规范，必须持续努力，把新机制确立起来。我所担心的是三年脱困后，看不到新萌芽，形成不了自动运行的机制，那么，三年改革脱困支付的成本就损失了一半。新一届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做持续的努力，新机制建立起来，加上贯彻十六大中有关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的精神，国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藕断丝连，那么可能问题永远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