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傅强

　　总撰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

　　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

　　本刊记者冯宗智杨云龙王旭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旧唐书.文苑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道德经》

　　当我们仔细考察身处困局的国有银行时，发现它们根本不是商业银行，甚至连企业都谈不上，仅仅是对财政的“买单者”和对民众的“慈善家”，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盈利模式。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科尔奈所定义的“父爱情结”(paternalism)，一种为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操纵，以及政府迫使企业担负追求就业、稳定或其他政治支持等职能的复杂情绪。

　　虚弱的国有银行单纯依赖自身的力量已难以痊愈，它们已必须面对或生存或死亡的背水一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国有银行的改革如果能从触动产权和消除垄断开始重塑盈利模式，那么天地不仁任由银行在市场中浮沉，总比父爱笼罩给银行带来更多的生存机遇。

　　没有盈利模式的慈善机构

　　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收费乃天经地义，但国有银行似乎是例外，国有银行不得不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面对国家财政时，继续扮演“买单者”；另一个角色是面对公众时，定格为“慈善家”，四大银行唯独没有资格扮演“企业”这个角色。如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称：“政府还没有把商业银行看作是真正的商业企业。只是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才明确提出，中国的银行也是企业。而我们通常更多地是把国有商业银行看成是调节经济的工具，而且它们还过多地承担了社会稳定的职能。”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一位朋友到美国后这样感慨，以她对美国银行的想入非非，以为美国的商业银行会很客气地为她提供个人帐户和信用卡服务，走入银行后方才大吃一惊，因为她抵美不久，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空白，因此不可能申请信用卡，等要申请个人储蓄帐户，才发现银行既没有各种储蓄帐户的介绍资料，也没有不同期限的储蓄利率表，只好跑到咨询台去询问，咨询女郎的回答很耐心详尽，可惜每问一次居然必须缴纳50美分！哪有我们四大国有银行免费咨询、免费开户、免费送你各种各样的银行卡来得服务周全！反过来，国有银行居然能坚持对民众亲和再亲和，免费再免费，说明国有银行离市场，不是一墙之隔，而是一海之遥。

　　先从两个似乎不相关的故事说起。

　　故事一：人行道之怒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为前方的行人动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因此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英国有个名词，就是“人行道之怒”(pavement rage或road rage)。

　　伦敦著名购物街牛津街(Oxford Street)就是“怒火”旺盛的地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牛津街的上班族行色匆匆，在牛津街上的步行速度不低于每小时4英里；而观光客们的步行速度有如“牛步”，平均每小时仅1英里。结果有高达89%的英国民众表示在牛津街有过“人行道之怒”。

　　在中国有人行道之怒吗？有的，但表现得更为荒谬些。例如北京媒体上曾经有这样的呼吁：

　　一些到超市中只是买块豆腐提瓶醋的老人付款时也得排长队，商家为什么不给开个零星购物通道？一些退休职工不过是到银行去交个几十块钱的水电、燃气、电话费而已，银行为什么不给开个小额存取款窗口？银行愿意为老人存取数百块钱开养老金支取专柜，却不愿意为提取几十万现金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银行愿意为所有客户提供宽敞的营业大厅和矿泉水，却不曾见到为黄金客户提供“贵宾室”。如果超市是要考虑盈利的，那么商家就应该为大宗购物而非一块豆腐开辟快速结帐出口，因为这些“黄金客户”才是为商家带来盈利的，而买块豆腐的先生，在享受了超市低廉价格的同时，却也同样耗费了商家的结帐手续，给商家带来的是净亏损，所以这些人排队恐怕是“不可抱怨”。银行也一样，苛刻些说，那些存储蓄帐户不过数千元的客户因资金太少，其给银行带来的好处，可能还不能弥补银行为其提供频繁的零星存取的支出，因此银行对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的零星存款，不仅不应该提供优先服务，反而应劝这些客户更多地使用ATM设备来“自我服务”，或者索性对零星存取结转业务只提供收费服务。这样，超市、银行等等才不至于人多热闹，却干赔不赚。不过我相信如此“赤裸裸”地宣扬国有银行应该对其服务收费几乎会激起民愤，国人已经习惯了银行几十年来的“免费大餐”，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其实银行并非慈善家而是企业，老人们频繁地到银行办理取养老金或缴费等零星业务，一定无法忍受“国家的银行”居然要向他，一个辛勤劳动了一辈子的工人收取手续费！

　　故事二：流浪的硬币中原某城市的公共交通很发达，由于采用了投币上车，所以每天公交公司收入大量的硬币，每天需得解缴银行。这些硬币多达十几万元，需要用一辆公交车开着送到银行去。银行的柜台工作人员甚至不敢将这些沉甸甸的，装满了硬币的袋子放到二楼的现金库去，怕压塌了楼板！

　　要是银行偶尔收这么多硬币，倒也可以专门组织一班人马清点分理，做一期趣闻类的电视节目，显示银行如何为民兢兢业业。但现在是每天这么大量的硬币汹涌而来，银行每天都需要专门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连夜清点这些硬币，那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恼人的悲剧：如若不接受公交公司解缴的硬币，就可能失去一个大客户，毕竟公交公司在银行的往来帐户不全是硬币，还有其他有利可图的大量业务；如若接受了这些硬币，实在是让柜面的年轻人每天都得熬夜清点，不及时清点的话每天短缺个百儿千块银行肯定无法忍受。可是，这区区十几万元硬币，给银行员工带来的痛苦，给银行为存储、清点带来的费用支出，实在是远远超出了其可能给银行带来的利润！

　　这个“硬币”的烦恼，先是由该市的工商银行来承受，坚持了一年多，工商银行终于无法再忍受，将此转给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坚持了半年就溃败下来，将这个“烫手山芋”转给了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早知底细，一位年轻的副行长冒着违法和丢乌纱帽的危险，和公交公司达成了谅解协议，鉴于处理这些硬币实在劳心劳力，代价高昂，所以公交公司本着对建设银行的悯恤之情，私下同意建设银行对此部分硬币存款不支付利息！这种君子协定如何违法？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存款是必须有利息的。商业银行如若想停止提供免费服务竟然闹到了冒丢官和违法风险的荒唐地步！

　　幸运的是，硬币的流浪终于停止了；不幸的是，更大规模的“硬币流浪”有蔓延的趋势，由于国有银行生而不幸，不能对服务收费，所以已经有一些个体户在每天银行下班之前，背着一袋零钱来存款，第二天再提出整票去做生意。个体户不仅省略了清点零钱的财务费用，连保险箱的费用也省略了。银行明知他是“揩油水”，也只能为其“打工”。幸亏迄今为止这样精明的个体户还不多，否则大家一起来搭银行免费服务的便车，势必会造成硬币零钱每天傍晚洪水般流进来，而到隔日早晨变成崭新的整钞大摇大摆流浪出去！

　　四问银行赢利模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其盈利模式吗？除了不公开发行的各大银行的年报中会披露一些相对详尽的资产损益之外，从各类年鉴和各大银行的网站上，我们很难窥得国有银行盈利模式的全貌。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粗略地勾勒出如上图表。

　　利息、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国债收益和手续费收益等是国有银行最重要的利源构成；而利息支出、营业费用、准备计提和金融机构往来支出则是最重要的支出项目。稍微加以留意，我们就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国有银行因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不恰当地被剥夺了盈利模式，在艰难中求生，而祸患常积于微忽。

　　问一：利息收入是银行的稳定利源吗？

　　利息收入无疑是银行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但迄今银行基本上并没有贷款自主权，更没有利率定价权。金融圈的一个流行说法是“计委点菜，银行掏钱”，就是其真实写照。浓厚的计划色彩使国有银行一直担负着对国有经济“输血”的义务，其实质不过是财政的附庸“保姆”，“假装”在进行商业化经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有经济部门中，不能“计较”赢利与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定团结贷款”，乃至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等，国有银行的贷款，仍然主要是其他部门享用的菜而已。

　　再看连续七次的降息，每次都是贷款年利率的平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年利率，使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1996年以来的前七次降息，每次都使商业银行盈利受到一定的影响。前七次降息累计使银行利差平均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利差缩小的滞后效应在1999年表现尤其明显，目前国有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仅剩余3.3个百分点，利率管制和息差收窄，已经使得银行内外交困，无所适从。看来，利息收入多寡是蟠桃，而国有银行却不是蟠桃园的主人。

　　问二：金融机构往来是虚构的利源吗？

　　这是最为令人困惑的，金融机构往来不外乎他们为对付金融大检查而进行的“存款搬家”以及汇兑业务中占用他行头寸等等，将金融机构作为整体来看的时候，其往来收入和往来支出应该恰好平衡，这个利源却堂皇地存在着，成为难解之谜。

　　问三：银行能为其服务收费吗？

　　为什么要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道理浅显得和理发、就餐、按摩要付费一样简单。结合到银行，其来龙去脉也相当简单。有人说，银行对其服务收费，实在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任搜求，亏老先生下手！”果真如此吗？

　　为什么要对服务收费？一是银行的服务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大量资源为并不给自己带来盈利的客户所占据，那么银行就踏上危险的不归路了！一般来说，4%的黄金客户提供了50%的储蓄金额，16%的富殷客户则提供了另外48%的储蓄额，这两块客户能够给银行带来资金和盈利，因此银行服务向其倾斜顺理成章；而剩下的80%储蓄客户，其提供的资金只有可怜的2%，农行内部研究机构的一项测算显示，农行每笔存款业务只有超过1500元才有可能盈利。如果不对低端客户提供的银行柜台服务进行收费，则要么银行赔钱，要么柜台人满为患。

　　二是受上海花旗按“国际惯例”对帐户收取管理费的激励，内资银行也壮起胆来，试图通过收费服务调整客户结构，屏蔽小、散的低质客户，吸纳优质客户，从而降低服务和管理成本，提高银行效益。某银行副行长就曾这样表态：“管理100元账户的成本和管理一个100万元账户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100万元的客户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3%的存贷利差，而这些100元以下的账户，我们是做着赔本赚吆喝，费力不讨好的买卖。既然如此，我们中资银行为什么不能用收费抬高门槛，更好的经营我们的优质客户呢？”其实上述话语还是个理想，目前国有银行还真不敢一步走到坦然收费服务这一步，初步的想法恐怕还是希望清理一下庞大得惊人的“死帐户”。例如目前中国工商银行100元以下的账户占总账户的5 .16%，其平均存款额仅有13元。

　　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死帐户”大约在1500万个左右，至少使银行每年白扔五六个亿，哪怕目前帐户服务收费是象征性的，多少也能使得这些“死帐户”真正能寿终正寝。为什么银行连终止为这些“死帐户”继续浪费钱财的权利都没有呢？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三是银行为其服务收费这件事情，居然要惊动到种种政府职能部门，据说银行业协会正向金融主管部门和物价主管部门，似乎还有别的什么部门写报告，要求批准商业银行对相关中间业务收费，而收费标准要由国家统一规定。这更让人费解，别人为其服务收费，干卿何事？这些职能部门在法律上和产权上难道和银行相关吗？看来我们不仅不愿意承认银行有为自己的服务适当收费的自主权，并且还希望免费大餐越搞越大，更令人觉得不着边际的是，一些官员一边在否定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储户服务收费的可能性，虚妄地称其和《商业银行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却表态说外资银行服务收费正大光明，无可非议。

　　记者直击：亲民业务如“鸡肋”随便走进任何一家银行的营业厅，你都能看到大理石的地面，气派的沙发，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和高档次的装修。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与钱打交道的不俗实力。然而，谁又知道，银行的“富有”，有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琐碎的亲民业务中一点点“抠”出来的。亲民业务，好大一块“鸡肋”!杨大妈家住的小区边上就是建设银行的一个营业厅，可以代缴电话费。可是杨大妈每个月仍宁愿走到一站地外的电信营业厅去交。问及原因，杨女士认为在银行交费的人太多，排长队不说，还要填单子，自己眼神又不怎么好，倒不如走远一些到电话局，说出电话号码就全齐了。

　　由银行代缴各种费用的业务是这几年才开展起来的，各大银行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纷纷有了各种代缴业务。水费、电费、煤气费、手机费、电话费，只要涉及到钱的业务，银行都来者不拒。既方便了大家，又招揽了客户，一时间，银行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升华了许多，也贴近了许多。银行的亲民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各银行间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于是，银行又自己花钱买来饮水机，柜台上配了老花镜，更有甚者，摆出花花绿绿的糖果来吸引孩子——他们未来的潜在客户。

　　一些评论认为，银行开展的种种业务虽然方便了群众，但从经营层面上讲只是一种亲民举措，不是赢利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应该是经营单位所为，倒更像是在做慈善事业。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亲民业务就像一块巨大的鸡肋，让银行既无法割舍，又啃不到什么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有银行储蓄所所长在与记者闲聊间批驳了记者的亲民业务“鸡肋论”。在她看来，这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代缴业务，是银行的赢利所在。“为什么那么多银行都在争着开展代缴业务，而且种类那么多？争取客户是一方面，但不能赢利的事情，谁会去抢着做？”根据这位已有10年工龄的所长介绍，由于各个行下属的储蓄所都进行独立的业绩核算，而靠借贷差无法达到规定的业绩限额，代缴业务的代理费已成为一笔重要的收入。银行与电信部门、水电公司方签订代缴协议，规定每完成一笔代缴业务，银行方面将得到固定的代理费用，而这笔费用，一般在几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

　　银行真的就是靠这些微薄的小钱聚沙成塔的吗？这位所长没有再拿出详细的数据来证明。而据资料显示，目前国有银行已经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有260多个，在产品品种上仅限于结算、代理收费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国有银行中间业务占全部收益比重分别为：

　　中国银行约17%，中国建设银行约8%，中国工商银行约5%，中国农业银行则不足4%，四大银行平均仅8.5%左右。不知这其间亲民性质的业务又占了多少？

　　一些专家指出，银行在某些意义上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企业，“嫌贫爱富”。而为一些小客户服务，银行也要投入成本，同样的成本当然就更愿意为带来更高效益的大客户服务。所以，更好的服务于高端客户才是关键。即便如此，高端客户对银行的服务质量仍能找出问题。一位贷款买房的付先生道出了他的不满：“我去银行交20来万的住房贷款，要先填单排队从储蓄那里取出钱来，再抱着钱去交贷款的地方另填单办理，来来往往好几趟。按理说，我是给银行送钱去的，可办理起来倒不及那些交水电费的大爷大妈省心，排一个队全解决了。”类似的高端客户与低端客户同等待遇的问题提的很在理，却又让银行哭笑不得。鸡肋，鸡肋，嚼之无味。

　　问四：靠减员增效能缓解银行的困境吗？

　　目前银行裁员风潮越来越烈，靠砸员工的饭碗来保住银行的饭碗，可能收效甚微。

　　1998-2000年间，中国商业银行裁撤了2284家营业机构，并计划在2002年内裁员三万人，这意味着两年内有17万工行职工被解雇；中国银行在2001年关闭了141家分行，裁员5200名，2002年计划再关闭88家分行，裁员5000人。农行2001年大规模撤消了1700个分支机构，裁减2.4万名员工。对于中国银行业乃至国有经济改革而言，公然喊出“减员增效”的口号不过是自欺的“杯水车薪”，除了让职工寒心，并不能让冰凉的国有银行躯体温暖起来。

　　记者直击：一位银行职员的忧虑“我觉得说任何话都没有用，大家都处在麻木之中，彼此都习惯了，既然处在这种环境中，无所适从并不是我们这家银行的专利，说再多的话，也是于事无补。”黎民说这些话的口气异常沉痛，让人觉得这些话怎么也不该出自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口中。

　　黎民是5年前进入北京市密云县这家国有银行的，那时的银行是金饭碗，没有过硬的关系是很难进去的，好在黎民的姑父办了一个水泥厂，好歹也算个乡镇企业，他姑父同这家银行的行长很熟，经常一起喝酒，凭着这层关系，当然还有一纸大学文凭，黎民进入了这家银行开始了他的工作旅程。

　　记得刚上班时，银行里的一位老职员对他说，银行也就有5年干头，当时黎民对这个近乎危言耸听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可屈指5年过去了，那位老职员的预测仿佛如魔咒一样得到应验。单位不断有人员分流计划出台，还有要撤行的消息，最让人绝望的是几百万元的亏损无从化解。

　　银行的工作演变成了“拉存款”的大比拼，谁能拉来存款，谁就是英雄。什么业务水平，都是白扯，黎民还是学计算机的呢，现在也“下放”到坐柜台了。

　　最让黎民看不惯的，单位在干部的选派上也以“关系”为标准。不是看员工自身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工作实绩适不适合岗位需要，而是挖空心思在琢磨员工的家庭背景、“关系”资源，哪个员工有亲朋好友在有权部门、哪个员工认识存款大户的老总，则才有可能得到提拔和重用。

　　“说不定哪天我们的银行就倒闭了，即使倒不了，也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黎民近乎自言自语。黎民算不上最惨的，很多银行的职员早已提前出局。自1996年开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同时开始了战线收缩，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

　　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文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转发了《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中国银行首先撤销了原省分行所在地的26家市分行，实现省市行人财物资源的重新组合。

　　到2001年底，四大银行的正式员工为137.38万人，年人均利润仅为1.67万元，而境内外资银行的人数虽少得多，但同期年人均利润27.03万元，是国有银行的16倍。

　　四大商业银行总共雇员超过了130万人，有一个比喻说，国有银行像“恐龙”，“恐龙的死就是因为消耗太大而反应太慢。当敌人咬住了恐龙的尾巴，他要用5分钟才能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用5分钟时间才能做出反击”。不管怎么说，银行再也不是作为最稳定、收入最高、福利最好的职业，在各个城市银行大楼也并不因其过于奢华和气派而岿然不动。

　　不仅如此，银行在开拓盈利模式方面的阻力重重，中间业务曾经被建设银行等青睐，但迄今中间业务增长虽快却难堪大任，例如银行免费为电信部门代收手机费，但光是一张收费发票的成本就达0.21元，建立收费模式显然是需要公众谅解和配合的。再如代理证券业务，严格的分业框架使得国有银行不能越僵化的分业雷池半步！即使在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代理证券业务、开放式基金业务也仍然保留在银行业务范围之内，但在21世纪的中国银行业，即使是非常适合商业银行办理的证券类业务，也被视为洪水猛兽，全然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中割除。

　　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革至今尚未起步，对政府而言，国有银行是“买单者”，作为体制转轨的牺牲品而存在；对民众而言，国有银行是“慈善家”，被锁定为免费服务的提供者。

　　国有企业挣扎脱困的今天，会不会就是国有银行的明天？国有银行还有从今而明的转身时空吗？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