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一直生活在漩涡中，他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富人之一，尤其在去年《福布斯》排行榜上刘氏兄弟名列内地富豪第一名之后，围绕他的新闻永远戴着中国首富的帽子，他白手起家的传奇已经逊色于首富的光环，现在人们谈得较少的是刘永好的过去——在一个传统行业饲料业中如何缓慢而持续地积累壮大，谈得更多的是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大手笔：金融业、房地产业、食品业、旅游业——尤其是最近在旅游业的投资引起了轩然大波。

　　五一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记者与刘永好进行了一场对话，话题当然脱离不了当下的新闻，但是更多地围绕刘永好的个人感受。刘永好的发型几年如一日，衣着低调，言语谈吐更是平易，他是一个朴素的人，与之相应的是格外的谦虚，中国首富这样一个称谓没有消除他的平常心，除了他已有的名声，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外在修饰。他有很多爱好，都很平民化，在我给他拍照的时候他给了我一点内行的建议。他不强调格调，不热衷任何贵族运动。他说他用很多时间待在家里陪太太，所以他夫人曾经说自己是最幸福的妻子。和他的谈话相当轻松，因为他在一些普通话题里有很好的幽默感，他表现得太像个普通人，而且也一直希望别人就把他当个普通商人。可是我们不！我们没法把他当成普通人，这就是公众、传媒和他本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

　　叫我们首富是因为我们比较透明，实际上比我们富的人应该大有人在

　　首富称号给企业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压力

　　黎宛冰：现在媒体对新希望炒得很热，言必称“首富”，你是否记得你什么时候被称作“首富”的呢？成为首富有什么感觉？

　　刘永好：我觉得“首富”的称号不太好，也没有什么意思。第一呢，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将来面对的是国际的、外来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民营企业要做的事太多，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太多地去考虑其他的问题。第二，现在我们国家尽管改革开放20年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还比较贫穷，在这种时候过多地去讲贫富呀，或者讲谁是首富呀，我本人是觉得没有太多的意义。过多地渲染，特别是报道出来以后，很多媒体都转载、连续的报道，太多的这种报道有炒作的嫌疑。

　　什么叫“首富”？这个概念不太准确，单只从文字的角度看，就是“最富的人”。但我自己感觉，我不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只是因为我们比较透明。一直以来我们做农产业，脚踏实地一步步做过来了，而农产业国家的政策蛮多，首先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在税收方面有相当的优惠，包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扶持。我们从事的农业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像我们新希望经过20年的发展从搞种植业、养鹌鹑、养鸡、养猪，现在的养奶牛、做饲料，然后做食品，一步步做过来是不容易的。正因为我们这样是比较规范的，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比较透明，很多人都知道。首先在基层，我们所在的地区、县、市他们对我们都很清楚，全国不少媒体都有报道，使我们处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还有上市公司，处于比较透明的状态。

　　黎宛冰：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对你是一种压力吗？

　　刘永好：实际上我相信中国真正富有的人，或者说比我们有钱的人还有的是，只不过说他们可能没有浮出水面而已。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首富”。第二点，我刚才讲，现在这个时候评“首富”不是太好，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还有相当的需要扶持、需要发展的相对弱势的群体和比较贫穷的地区，我有位朋友，是位律师，他跟我讲：最近媒体炒“首富”的概念炒得很厉害，他们现阶段的这种炒法对国家不是最有利的，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现在讨论“首富”不是太合时宜。现在有一些穷人，他们之所以比较穷有种种原因，在这个时候过多地宣传“富”及“富”的程度，特别是最近媒体反反复复地大量炒作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的心态上形成一种不健康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渲染实际上是会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江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后，他谈到了，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律师、会计师，以及我们个体私营企业主，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江总书记这个讲话我觉得是讲得非常好的。是阐明了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国家新的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分析。而这个时候过多地渲染贫富确实不好，这是我对这个所谓“首富”的看法。

　　黎宛冰：有没有感到你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因为媒体炒作而受影响呢？

　　刘永好：自从“首富”的评论见报以后，对企业来说形成了很多具体的压力，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些所谓“榜上有名”的人，也成为了某种程度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有很多的人不断地联络，希望能够给一些帮助、支持，去投资。当然了，去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投资是应该的。但是一个企业再大，它的财力还是有限的，国家那么大，我们不太可能到处投，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你不做吧人家又非常真切地希望你去，你去做吧我们的财力、精力、人力都不够，这时就形成了投资的压力。另外，也有一些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的期望值比较高，希望做的事也比较多，最普遍的就是一些朋友呀，或者一些熟人遇到什么事情就说：“你是首富了，支持一下吧，小小一点点的。”凭我们的能力给他们一点帮助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当这样的事比较多了以后就形成了压力。毕竟我们企业还在“迈坎”，什么“坎”？就是从一个比较小规模，竞争力还不够强大，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要过跟外资企业竞争这个“关”，在“关口”还没过的时候，好事还很多，我们争取多做一些但不可能都去做完。

　　例如我们最近在旅游方面的项目，现在太多的媒体来报道这个事，来放大，炒作什么“首富”之说，让我们的压力很大。在我们正在想做、还没有做一些事的时候，都在批评，都在议论。另外，我也在思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媒体不会有那么多的报道和关注，这就是所谓的首富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转载叠加就形成一种放大效应，这不是积极的事，我们现在只能少说话，多做事，但是你做事，人家就会有报道，可能又会形成更多的炒作。

　　评“富”是拔苗助长

　　提高综合竞争力要做好加减乘除

　　黎宛冰：但是作为“首富”，它也给你带来一些耀眼的名气，因为在中国人们是很认这个牌子的，应该说你会因此在你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方便，比如一些别人做不了的项目也许你就可以做。你不觉得你的社会信誉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吗？

　　刘永好：商誉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它需要积累的，需要你走过的路的回顾，信誉，需要靠历史来积累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种是靠一些媒体短期的广告宣传来获得的，像某些企业，短期内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做宣传，可能会在短期内营销会有一些好的效果，但也许都长不了，这种在基础不够稳健的情况下，靠媒体广泛的炒作来提升企业的综合能力，包括销售能力，从某种角度讲，可能有一点拔苗助长的感觉。我觉得一个企业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脚踏实地地去做，这是基础。一个所谓的评“富”，也许会带来一定社会的关注，还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家会因此相信你的实力比较强，做事会容易一些，这些优势还是有。但是，最终这种效应不会长久，在短期内，一年两年可能会有作用。要是你得到一个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你并不高，或者说你所走过的路并不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跌得很快的，所以说叫“拔苗助长”，最终的结果不一定很好。当然，你要是基础很扎实，你的品种本来就很好，你们肥料施得足，杂草除得好，用够了功夫，在阳光、温度、空气的条件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迅速地成长，那个才会更稳，而不是靠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我觉得评“富”所带来的效益给人感觉有一点“拔”的感觉。

　　黎宛冰：你不觉得你本来就是一棵很好的苗子，然后有了“首富”这种比较好的化肥，你现在长得非常快，飞速地增长。你看很多企业，他们为寻求广告效益，要搞各种的炒作、宣传，然而媒体一直在关注着你们。我觉得权衡一下，“首富”的“利”可能要大于“弊”。

　　刘永好：不能简单地这样讲，因为我们觉得得到这样所谓的“头衔”不是太好，我宁愿更脚踏实地去走。

　　关于首富的问题，要说明一下，第一，首富不是评出的；第二，首富不是号称的。并且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出来的。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不要被这些炒作和报道冲昏了头脑，要保持清醒。因为毕竟到现在跟国际的企业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压力也非常大，怎么样求得生存、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这是很大的话题。我们要更多地去研究，

　　总体上来说媒体对我们的报道还是正面的比较多，但是我认为是太多了。媒体的报道有可能放大了企业的财力和能力。生活在过于强烈的聚光灯下，企业有种体无完肤的感觉。

　　黎宛冰：以前曾经听你说过你希望把1/3的时间放在国外，1/3时间放在国内，1/3放在企业，那么现在你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经常看到你出没在一些世界级的高层论坛和会议上，那么你学习到了什么呢？

　　刘永好：我们的企业一开始有非常浓厚的家族特性。家族式企业的特质就是投资者、管理者、操作者三位一体，比如说当初我们既是投资人、董事长，又是管理者、总经理，甚至还是财务经理、销售经理，甚至还是销售员、驾驶员、会计、搬运工，什么都做。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家族式企业的优势是明显的，打仗还靠父子兵，在创业初期更需要的是团结，但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加国际化的格局下，更需要按照一种规范的模式去做，就是克服纯家族式的管理，这是个大问题。前不久，我去亚布力开了一个企业家峰会，我做了个发言，讲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原来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要做“小学生”，怎么样参与国际竞争，融入新的游戏规则中去，我们对规则的了解不够，我们应该去提升它们，怎么去提升？主要是靠学习，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基本功，好像是小学生学习的加减乘除，加是增加现代企业意识，克服纯家族式企业的管理，增强诚信的观念，增加企业国际化的竞争力。减是减去自身不良的一些习惯和做法，比如说减去我头上过多的职务，从董事长兼总经理、兼财务经理、兼销售经理、兼驾驶员、兼装卸工，一步步减到只做董事长。乘就是讲，我们刚开始是做产品经营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世界上许多大企业不仅做产品经营，也做资本经营。产品经营是一分一分地赚钱，资本经营是一毛一毛地赚钱，这就是倍增的效应。我们要学会在夯实基础上适当地引进资本经营。除，就是除掉家族企业容易形成的老板一手遮天的格局，发挥团队的作用，避免决策的失误。我相信在将来的20年里我们的发展会更好。

　　我这些年有很多机会和世界上一些著名企业的老总沟通，我和他们讨论家族企业是怎样走过来的，他们对走过的路如何总结，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这使得我们能站得相对高一些，可以更容易去获得一些机会，和克服面对的困难。

　　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

　　我认为我是个普通的商人

　　黎宛冰：是不是好的企业家都要有一种激情，甚至是偏执？

　　刘永好：企业家首先要有激情。我们创业20多年了，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非常好的专业的教育背景，靠的是历史提供的机遇，也靠我们自己的勤奋，总结一句话叫企业家精神。我记得在财富论坛上，我和杨致远和CNN的总裁特纳一起谈企业家精神，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激情，企业家一定要富有激情。要敢于想象实践，探索，也包含冒险，理性地去对待冒险，企业的发展总是有风险，企业的开拓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冒险过程，企业家精神就是激情、梦想、勤奋、拼搏和探索。

　　黎宛冰：你的激情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永好：我自己也蛮有激情，首先我对生活有激情。我会吃饭，我吃得很香，对吃饭不很讲究，我喜欢生活，吃得多，睡得香。另外我喜欢运动，还喜欢摄影，经常带着相机到处走，我还喜欢记，我每年能用掉十几个大本子，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别人不一定能看懂。一个是能够记住很多细节，另外对大脑也是一个锻炼。我喜欢旅游，经常到处走动，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是学习，我出去往往会照十来个胶卷，一段时间照上千张照片，在我们集团我可能是个高手，我对选景、光线、色调、主题等等都有自己的心得。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在60年代末我就有了个苏联的佐尔基135相机，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自己拍、自己冲、自己放大，我非常热爱这个，我还会做很多事，做饭炒菜包括一些手工活可能都比很多人强，我的手粗粗的，实际上蛮巧的，我装过收音机、电视机，做过木工活。我的喜好特别广泛。90年代初我到美国，我对建筑特别感兴趣，我就研究他们的污水怎么处理，电的布局，我喜欢研究这些。

　　黎宛冰：用那个时候的标准，你也算得上是个新人类了？

　　刘永好：或许吧。我也喜欢看书看报，我基本上能跟着社会、时代成长。说到企业、经济、管理还是能够和行家讨论一二的。

　　黎宛冰：你个人比较欣赏哪一位富豪？

　　刘永好：在华人社会里面，企业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李嘉诚先生，我觉得他是个优秀的商人，从早期的时候做塑料花开始，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有很多方面值得学习，靠他的勤奋，靠他的聪明，一步步走过来，我蛮佩服的。

　　黎宛冰：我们谈谈旅游，谈谈你的休闲方式。

　　刘永好：我本身喜欢走一走，看一看，比较喜欢动，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会到处走，这样很好。我喜欢大自然，可以忘掉很多事情，也可以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最近我刚刚到泰国去了一下，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有律师，有商人，有投资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香港的朋友。我们一起旅游、钓鱼，收获蛮大。我跟那些专家朋友们在一起也讨论很多问题，金融方面的、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形势呀，我觉得这种沙龙式的聚会，非常好，受益匪浅。我也觉得了自己的不足，如我的外语能力，和我们自身思维方式，看看他们是怎样想、怎样做的，我经常把旅游和休闲、学习结合在一起。

　　上次王石来问我登不登山，我说我登小山，不登大山，他那个是运动登山，我那是休闲登山，后来他问我做什么运动，我说我游泳还不错。后来他又问我滑雪吗？上次我们在瑞士达沃斯开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去滑雪了，还是蛮有意思的，后来我和王石一起去西岭雪山去滑雪了。我说我喜欢旅游，又喜欢摄影。他说：“我给你提个意见，现在你某种程度上是很多青年人的偶像，你不仅应该把企业做得成功，你应该不但会挣钱，也会生活，一个只会挣钱的人不是最优秀的人。”他建议我应该培养自己的爱好。我洗耳恭听，登山我不行，滑雪可以尝试一下，水上运动可以尝试一下。他说结合自己的爱好，可以多旅游，把旅游和自己的爱好结合起来，例如多和一些摄影家一起旅游，在他们的指导下多拍一些专业的照片，会感觉非常愉快的。同时也会给年轻人一个榜样，让人们看到刘先生既会挣钱，也会生活，关键是有品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黎宛冰：现在富人比较注重有格调的生活，中国的富人也逐渐在树立自己的形象，现在有一帮新型企业家的形象，他们和文化的联系非常近，他们非常注重格调生活，你是否也在尝试这样？

　　刘永好：我觉得刻意地追求这种效果没意思，如果能把自己的工作和休闲爱好结合在一起，做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蛮好的，我将吸取王石先生的建议。我想明年我会更多地去尝试一下，高尔夫我不会，冲浪我不敢，滑雪可以多试一下。

　　黎宛冰：其实最近聚焦在你们公司的报道主要是老百姓对于有关著名景点的开发要求有知情权，现在你是不是给予他们这种知情权？

　　刘永好：国家的自然资源保护区跟旅游资源开发区是不一样的，自然资源保护区是绝对不能动的，要保持其原状。但另一方面就是旅游资源开发区，它既要保持自然的风景，但其中也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旅游设施、人员、机构，也需要开发和建设。首先它必须要有一个规划，这个规划要站得比较高，要考虑长远。从这点来说最近对我们的炒作用词是错误的，如首富买断桂林山水，我们只是在旅游资源开发区的很小的范围里有一些经营，怎么可能称之为买断呢？我们这些旅游开发区一般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原有的当地的群众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双休日实行以后，城里的人比较希望到大自然中去游玩，这样就出现了机会，当地的群众也希望抓住这样的机会摆脱贫困。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规划设计，由群众自发的这种开发，比如说建些路，也会建一些旅游景点，做这些就有可能比规划的显得要杂乱，比较短期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可能站得那么高来考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力来建设。所以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相对比较规范的，较早的对景区进行适度的规划开发，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又没有资金去建设，去领导人们开发时，就需要专门的人员去做。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是说谁去投资、开发的问题，而是做好总体规划的问题和是不是有好的管理，以及是不是严格按照这样的规划去实施的，关键是有没有短期化的行为，是能否把企业发展的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这种感性投资的想法和旅游资源的保护，以及对游人的服务和资源的保护相结合起来，当这样的格局固定形成起来以后，会对景区有利，而不是越做越差。

　　黎宛冰：最近有关你的新闻很多，我从网上看到有人说：“天哪！这些庸俗商人要干什么呀！”那你觉得你是庸俗的商人吗？

　　刘永好：我是一个来自西部的四川企业家，国际上的说法叫商人，商人就是要创造价值。当然，商人有大商人、小商人，有伟大的商人、有普通的商人，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是一个正在求发展的、希望今后比较有竞争力的、能够得到社会认同的商人。作为普通的商人，首先我们在做农业产业化发展、肉食品加工，帮助农民养猪，为人民群众提供鲜奶、酸奶，这是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一个大的链条，我们会试图把这个链条做得更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冲击最大的就是农业，当然我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商人，我们企业正在一步一步地做自己的产业，我们不是每一样都做，同时我们也不可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只要做事总会有缺点的，我们试图少犯一些错误。无论最终能否做得非常好、得到大家的认同，总之我们的想法是真诚的。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黎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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