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傅桦

　　投资70亿元的村庄

　　杨斌说，荷兰村不仅仅是一个集高科技农业产业、旅游产业以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于一体的大型园区，这是中国农业新模式最重要的基地。

　　不仅杨斌这样认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也这样认为：“未来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沈阳，但一定会知道荷兰村，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植物细胞分裂基地。”

　　在辽宁省四十项起飞工程中排名首位的“荷兰村”，位于沈阳北二环与三环路之间，1999年初动工兴建，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全部工程预计可于2002年完工。这个总投资70亿人民币的“村庄”，是杨斌和他的欧亚集团在沈阳的杰作。

　　脸膛黑黑的杨斌说，荷兰村首先是一种模式，是荷兰现代农业在中国的实践。

　　13年前，杨斌赴荷兰留学，当他了解到荷兰农业的中心城市莱顿一家普通的农民年收入就达25万美元时，他震惊了。联想到中国的农民，二者之间拥有的人均土地面积不相上下，生活水平却有天壤之别。杨斌产生了一个梦想：把荷兰的农业带到中国去，让中国的农民也过上这种富裕的生活。

　　他开始研究荷兰。这个以风车和水坝闻名的国家，领土只有我们江苏的2/5，人口与北京相仿，人均国民产值却达到了25000美圆，居世界前10位。杨斌发现，荷兰成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农业。他们创造的经典农业模式，其根本特征就是强调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推行农业的产业化进程。荷兰号称欧洲的菜篮子，欧共体73%的蔬菜来自荷兰。荷兰还是世界最大的蘑菇生产国和世界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世界上最大的禽蛋出口国和花卉生产国，世界花卉进出口贸易的67%来自荷兰。

　　杨斌注意到，近年来，国内领导人到荷兰参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把荷兰的农业模式引到中国来。他还注意到，国内有一些省市已经购买了荷兰的农业生产设备，但发展现代农业不单是引进先进设备的问题，它涉及到技术、人才、种苗、市场等一系列条件。

　　“中国现行的农村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和管理，这是制约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

　　农民与金融资本的距离

　　回到中国的杨斌已经是拥有两个荷兰企业的老板。他选中了沈阳开始实施他的“荷兰村计划”。投资大陆，从农业开始，杨斌自有他的道理。杨斌说：中国农村70%的乡镇企业并不完全成功，是因为技术和积累的差距。农民去搞电子，行吗？WTO将冲击中国农村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中国农村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需要尽快建立中国的农业模式。

　　杨斌说，上个世纪，中国农业经历过“三种模式”，一个是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美国模式”，尼克松访华后，这一模式曾经一度风行，开发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都实行过这种模式。但是，当这种模式与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相遇时，小农经济的意识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出现了体制上的根本冲突。在美国，3%的人有80%的土地，而中国农村，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当农民都放弃机械化，一个劲地发展耕牛经济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被搁置起来，中国农村与世界经济的距离开始拉大。”

　　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也许从这时开始，中国农民才真正了解了“现代农业”的概念，才知道了可以用工业化的温室，实施设施农业、定单农业、节水农业。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

　　杨斌说，“经典农业，实际上就是市场和高科技的农业的结合。从94年开始，我陪中国的很多领导到荷兰参观，他们很兴奋。我开始下定决心要建立中国的农业模式。”

　　“我回国后，发现农民是最无产的，他们根本不能介入金融资本。一个现代产业的壮大，与金融资本的介入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房地产，它的融资基本在70%左右。而中国农民靠什么融资？他们没有可以抵押的财产，连他们的土地都是承包的，不属于他们自己。即使懂得了市场经济，懂得了定单农业，他们没有作为业主的融资能力，就不可能有实力去与国外的高科技农业竞争。”

　　荷兰的农民80%靠金融，政府设有专门的大额农业贷款。

　　我们都习惯称中国为农业大国，但中国的农业模式还停留在小农经济。

　　如果中国的农村制度不进行第二次改革，中国农民将无法面对开放后的农业经济。

　　重朔盛唐农业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强盛的时代，那时，各国的使节来到中国，都想把中国的农业技术带回去。杨斌说，“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我们需要要重新理解市场经济中现代农业的含义”

　　杨斌开始在沈阳，一个叫小韩屯的地方推行他的计划。“我们与村民协商，把村里的老房子扒掉，我建设好10万米的楼房还给他们，而节约出来的10万米土地，属于小韩村村民，他们用这片地入股，我们用高科技的农业和现代化管理入股，让村民成为有股份的农民。用这片土地和我们的产业进行结合，农民就有了产业。”

　　这只是杨斌实行现代农业的第一步。农业的股份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造的模式有了一个可以运行的基础。

　　“但是，他们只是股份的拥有者，而不是管理者。因为他们还不懂我们要推行的高科技，也不懂我们将要面对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来的农业竞争，是产业链的竞争，社会化分工的农业，将围绕终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形成农业产品的产业链。我从荷兰引进了4大食品加工厂，用定单农业来防止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因为盲目而产生的损失。”

　　杨斌认为，现代农业的龙头企业，应该为农民提供加工生产和新技术指导。“我们是用加工带动周边企业。围绕终端市场的农产品加工，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型航空母舰，带动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

　　比如他引进的热狗加工厂，一年需要100万头猪，“这就是市场”。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说：“如果你搞成了，这将是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但是，农业的“盛唐时代”要有市场支撑。对此，杨斌早已准备好了一个农业产业的商业计划。

　　打造日本的“菜篮子”

　　杨斌是个商人，他明白商业的根本在于市场需求和策划，围绕市场需求你才可以为自己定位。他选择沈阳的根本目的在于看中了日本市场——他想建造日本的“菜篮子”。

　　一个荷兰籍的中国人，为日本实施“菜篮子工程”，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没人会想得到。

　　还在荷兰的时候，为了了解荷兰的花卉和蔬菜市场，“我到荷兰大的花卉公司都实习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玫瑰、菊花、康乃馨、兰花之类的，我全都熟悉。”一年下来，他对荷兰的花卉和蔬菜市场了如指掌。

　　这时，他发现了荷兰农业的一个奥秘：如果没有荷兰的温室就没有荷兰的花卉和蔬菜，没有冷藏就没有今天荷兰农业在世界上67%的花卉占有率，也就是说，荷兰农业的生产离不开这两个东西。

　　当他把这种经营目光拉回到亚洲时，他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他首先发现了日本。“我在沈阳投资了二十多个亿，目的就是为了迎接WTO，我算了一笔帐，日本的GDP是其它亚洲所有国家GDP的总和，去年蔬菜和花卉的消费量相当于一万亿人民币。而日本的农业却在递减，因为它的土地面积，日本需要大力发展汽车、电子等生产集中的产业。日本人生产汽车，每小时可以赚30美圆，而生产蔬菜，每小时不到20美圆，这一万亿的市场肯定要放在别处。”

　　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日本，西红柿的生产成本是0.5美元，而在中国，只需要0.2元人民币。相反，丰田汽车的成本是8000美元，而奥迪的成本在16万元。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曾经和杨斌谈起过他的计划：“我10年前就在寻找日本的农业基地。日本未来的菜篮子在中国。”

　　这与杨斌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他的温室里，杨斌一脸灿烂的告诉记者：“我想我的欧亚集团可以占据日本30%的蔬菜和花卉市场。我开始在沈阳建立一个日本的菜篮子和花篮子。这个想法很多人都觉得太飘渺，但几年以后当他们回过神来，我已经站稳脚跟了。所以WTO对我们是一个机遇，如果没有WTO，可能我们在农业扩大方面就很难得到发展，因为中国农业的自身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杨斌的许多决定源于青年时期他作为军人所学的运筹学。“受过训练的军人，至少应该具备三个要素：战略的眼光、最佳的选择、敏捷的动作。”要直截了当，要在运动中思考。

　　奔驰与夏利的较量

　　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纺织品贸易中挣得的，当他发现大量的商家开始挤进这个市场时，他把目光悄悄转向了农业。为了占据这个市场，杨斌动用了他所有的资产，在荷兰买下了两个公司，那是有70多年历史的温室厂和一家生产实力雄厚的冷藏公司。荷兰农业的关键在五个环节：市场、温室技术、运输中的冷藏、金融资本的支持、科学的管理。

　　现在，他已经拥有其三，市场、温室、冷藏。他要逐渐形成强大的资金链，完成科学的管理流程。

　　他的温室设备首先为他赢利。在与荷兰温室贸易的竞争中，他以低成本战略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他自己把这场竞争比做“奔驰与夏利的较量”。

　　“荷兰的温室价格几乎高出我的一倍，他们高估了中国农民的价格承受能力。当然，那时他们的产品比我的好，但当时的中国农村，有夏利这样的产品就足够了，奔驰？太奢侈。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让我赢了一局。”

　　这一局就囊括了中国温室设备市场95%的份额！1994年，杨斌开始对国内投资，先后在沈阳、大连、成都、长春等地建造大型的温室与冷库公司，并在北京创办了全国最大的花卉市场。现在，他的温室和冷库项目每年的产值7个亿。同时，他开始在全国建立了多个农业基地，产值也在10个亿左右。而他曾经投资的北京莱太花卉市场，效益也非常好。加上他在欧洲做纺织品贸易积累的几个亿，他已经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

　　但这远远不够。要迅速占领日本市场，要建设他理想中的荷兰村，杨斌需要更多的钱。

　　资本的诱惑

　　分散在全国的产业，虽然都在赢利，但其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发展的需要。

　　杨斌开始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

　　1998年，杨斌开始与广东英豪科教集团合作，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成为沪市A股“广华化纤”(SH600672)的股东，并在1998年1月将股票名称正式改为“欧亚农业”。

　　这时，现任欧亚实业财务总监的阎闯建议杨斌卖出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将主业收缩到沈阳，集中精力做荷兰村的项目。杨斌权衡利弊，决定退出中国A股市场，1999年，杨斌将自己在四川的欧亚花卉公司股份转让，随后，600672这支股票改名为“英豪科教”。

　　同时，欧亚实业在全国的7、8个分公司先后被卖出，这些资金源源注入到荷兰村。

　　仍然无法满足需要！

　　杨斌和阎闯开始想到去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2001年7月17日，被剥离后的农业项目经过重组，“欧亚农业”(HK0932)在香港主板上市。因为属于国内现代化花卉产业首次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加上公司的外资背景，欧亚农业在香港投资界倍受青睐，结果4亿新股以招股价的78倍被认购一空，欧亚募得港币6亿元，杨斌的资金压力顿时缓解。

　　现在，香港“欧亚农业”的市值是32个亿，杨斌占有其中70%的股份。

　　“决不卖我的母鸡”

　　尝到了甜头的杨斌快马加鞭，全力开动他的荷兰村建设。在建设中，他最珍爱的的就是他的“母鸡”。

　　所谓母鸡，就是他最核心的产业。杨斌有个理论：产业链是为产业核心服务的，产业核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衍生出不同的业务，但你始终要明白，什么是你的母鸡。

　　所谓母鸡，就是为你下蛋、孵化、再下蛋、再孵化的那个产业。

　　“我的母鸡是决不卖的！”杨斌说，这个道理每个农民都懂，但到了企业家手里，就往往忘记了这个原则。

　　他的母鸡包括哪些呢？

　　杨斌带我们走进他的花卉培植基地。

　　在荷兰村，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植物细胞分裂基地，上百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忙碌着。不过，他们的工作与单纯的研究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是花卉园的产业工人。

　　在巨大的育种房，杨斌随手拿起一只培育瓶告诉我们：一个花房姑娘每天能分裂几百个植物孢子，而手里的这一瓶花种，市场价值在好几百元。他带着记者又来到另一个温室，弯腰从花茎上摘下一个花球：“我不卖花茎，只卖花球，花球一个价值1元，一年一支花茎产120个花球，这就是我的母鸡”。看着大片大片的“母鸡”，他呵呵地笑起来。

　　带我们走进另一个鲜花房，花棚上有一层电脑控制的遮阳棚。“你看，我要推广的农业是完全现代化的，连阳光都是电脑控制。”

　　这里的花全部实现花泥与营养液的无土栽培。相临的蔬菜温室，1个棚一公倾，能产100万斤番茄，现在建成投产的有4个棚。而这只是他正在建设的十二分之一。

　　“让植物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植物就能满足我们的利润。”杨斌回头对记者说。

　　同样，让人才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产生巨大的价值。杨斌自己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又花大价钱从荷兰请来了专家。

　　“为了吸引外籍专家，我赠送他们别墅，连产权都给他们。我这里建造的最好的别墅是不卖的，留给专家们。一位荷兰种植专家，45年的种植经验，能买来吗？植物是很娇嫩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一定要生产出与荷兰一样的花卉，否则国际市场不认可。国际竞争力怎么来？就得一板一眼靠认真干出来。”

　　杨斌说，过去他曾经完全依靠自己的管理队伍和专家来管理花房，但失败了，原因就在于标准不同。最后还得把外籍专家请回来，他们认真，一丝不苟。

　　我们不干农民能做的事

　　“我的蝴蝶兰，一株就可以卖100元。四个温室一年的产值就是4个亿。农民也种花，但他们的成本高，质量也比不上我。我的花房姑娘靠分裂植物孢子每人每天可以创造4500元的利润，为什么？我用高新技术和高级人才管理她们，她们的工作只是工作流程中一个环节。关键的部分，在我们的市场、技术和高层管理。”

　　杨斌的对每一个层面的定位都很明确。“高层管理是什么？是给普通员工创造工作机遇，并指导他们完成好自己分内的事。我要做的是什么？是创造一种模式，带着大家富裕。我们不干农民能干的事”。

　　“农业产业化搞好了，谁愿意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要强盛，还要靠我们去努力。市场需要有知识、有经济头脑，有市场运作能力的实业家。”

　　围绕在杨斌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这样的实业家、金融家、植物学家：副总裁边守捷，留学日本归来的高级管理专家；财务总监阎闯，财经界的实力人物；金融博士杨文珠，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代表；组培室主任谷祝平教授，现任中国兰花协会理事、亚太地区兰花协会理事会理事......

　　难怪荷兰农业部的官员说：杨斌，荷兰人感谢你，因为你把荷兰搬到了中国；荷兰的农民会恨死你，因为你抢了他们的生意。荷兰的官员还开玩笑说，杨，86年我们不该发签证给你，再过10年，我们的花卉产业会被你抢一半去。

　　产业链的核心

　　杨斌说，企业的运作到了一定阶段就是一个概念。他的概念是什么？

　　把旅游融汇到农业中去。

　　荷兰村不仅是个农业基地，还是未来的主题乐园。为此，杨斌和他的欧亚集团投了18个亿，而这些旅游概念，明年将在美国创业板上市。

　　“企业也是个老母鸡，你要喂饱了它，资金才会进来。”

　　目前欧亚集团的企业负债率在25%左右，“这只老母鸡的信誉良好”，杨斌很满意地搓搓手，邀请我们坐上他的越野车，去参观他的房地产和旅游项目。

　　“荷兰村要发展，光有农业不行，还得吸引外资共同开发。要让大家进来，我得先做好环境建设。干脆，就建一个顶级的主题公园。”

　　荷兰的农业园区就建得象主题公园，要做，就得比他们更好。

　　“1997年我请了国内一个顶极的花卉专家到荷兰考察，进了主题公园，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荷兰的风花月季已经培养出好几百种品种了，他还要花上几千万去研究，值得吗？看着他我忍不住留泪了。”

　　杨斌说，如果我们的科学家到了国外，都象象刘姥姥进大观园，我们还有希望吗？

　　杨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引进，引进再改变。所以，他的主题公园吸纳了迪斯尼、环球影城和海洋馆的创意，又融合了热带雨林和海滨游乐场的场景。热带雨林是荷兰人设计的，很多娱乐设施都放热带雨林中。热带雨林有35000人的更衣室，“这是全球最大的更衣室，光是地桩就已经打了17000根，足以防八级台风。把深圳的世界之窗放进温室，是不是我的创造？”有时，他笑起来也有一些天真的灿烂。

　　一个富豪的梦想

　　杨斌驱车穿过工地，来到他心中的“海洋”，，站在落差几十米高的沙滩控制台边，凌空向下望去。这里的海盗船可以容纳160个振动座椅，这里的室内大海滩，可以一年365天享受阳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杨斌说他老了就可以当孩子们心中的老船长。

　　欧亚实业的副总裁边守捷曾经介绍过这片人造海洋沙滩：长740米长，全封闭式高科技制造，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海洋沙滩分为三大部分，内有7000平方米的成人冲浪区，3000平方米的儿童嬉水区，和3500平方米的海底世界。在地下餐厅，一边品尝异国风味，一边观赏海底世界，全天候的灯光效果和仿真艺术布景将使游人感受到融入大自然的心旷神怡。

　　杨斌抓着记者的手说：我算了一笔帐，大连的海滩只有两个半月的开放期，海南岛也只有半年。而我是365天啊！

　　他为自己的海洋馆已经订下了4艘潜水艇，和一艘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游轮，游轮可供恋爱中的情侣潜水进去，听着那首缠绵悱恻的音乐，享受爱情的梦幻。

　　他相信，人们为生活的品味，为幸福的游玩，会花越来越多的钱，花卉、旅游，会成为将来的大市场。现代旅游和自然景观相结合，才会创造有情调的市场。“人要敢想，想，才敢干”。

　　他还相信，人们将来会走出电视、电影的约束，回到剧场。“人们不能单独在一个房间里生活，社会需要共性和分享，当然，也需要个性化服务。”

　　他在他的村里与法国企业家合作，建了一个巨大的红磨坊剧场，升降舞台可以重现巴黎的风采。

　　兴奋的时候，杨斌有两个习惯动作：抽烟，和紧紧握住朋友的手。

　　迪斯尼副总裁参观后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中国人的设计，临上飞机前问杨斌：“谁设计的迪斯尼主题公园？你们花了多少钱？”

　　杨斌说：我自己。没花钱。

　　“Really? Yang, It's impossible!”那位副总裁怎么也不相信。

　　他怎么能理解一个自幼成为孤儿，从小在苦水里长大的东方男人，心里珍藏了多少梦想！

　　有钱人为别人活着

　　杨斌一直是那身夹克衫，只有一套西服，一双皮鞋，总是等到穿坏了鞋才去买新的。然而，这个并不高大的黑黑的男人，却拥有建成后价值250亿的荷兰村。他自己拥有法拉利、两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加长的奔驰和一些老爷车。他的豪华车足以组建一个礼宾车队，但自己总是开一辆三菱越野，便于到工地视察。

　　杨斌告诉我们，他刚刚买了一架雷神公务机，花了1500万美圆。他还买了摩天轮、过山车、振动椅。

　　他投资建了一座三星级饭店，又引进荷兰资金，准备建一座五星级饭店。

　　“我把荷兰女王的王宫搬到了荷兰村，让荷兰的投资者有归宿感。”他决定这么干，是因为他了解建筑遗迹没有知识产权。“王宫”是他未来的办公室，“我以后就在王宫的二楼办公，你们来了，就到那里找我，今天先认个门。”杨斌呵呵笑着，转过头对记者说。

　　杨斌的助手告诉我们，今天难得老板带着记者这样转，过去他是从不与新闻界打交道的。

　　王宫的对面是世界餐饮一条街。“这条街开街后，第一年不收钱，只收水电费，为的是培养人气。”

　　“我在为我的员工打工。”杨斌一边通过手机指挥主题公园的建设，一边开车向我们介绍。

　　老板是那个点睛的人

　　“建设中，有些标准一定要自己掌握。比如荷兰的街道，我要求按我的标准做。不合格的，我一定要推掉。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荷兰村的产业和品牌。

　　“老板其实很苦，中国有句古话：画龙点睛，老板就是那个点睛的人，龙是由职工来画的。荷兰很多老板不打高尔夫，他们很敬业，他们知道，一但做了产业，就停不下来了。我的合作者中有一家叫史迪克的公司，是世界第一大食品公司的总裁，60岁了，每天比我还忙。

　　“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公司负责。老板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中去，职工才能受益。中国有些企业倒闭，就因为把关键的部分委托出去，老板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总裁要不断提出销售和发展思路。”

　　为了建设一个完整的荷兰村，杨斌启动了房地产项目。记者有些忧虑，这样的投入，会不会象史玉柱那样遇到资金链的断裂？

　　杨斌胸有成竹：“我与史玉柱不同，他在巨人大厦的失败，是因为他不懂融资，他不算现代企业家。”

　　“现在的企业，靠实力，靠idea，靠与金融资本的联合。光建房子有什么用？要有市场，要满足人们日益变化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把目光放远一些。”

　　杨斌指着他的小区会馆说：57万米的房地产，巨大的会所已经盖好，基本竣工的住宅楼盘，卖了70%，房地产项目回收的资本，形成了他的又一条资金链。

　　“旅游是我的老母鸡，我要用房地产的钱来养它。”

　　地产业中有一块是专门用来做教育的，在他的荷兰村，有一所双语学校，交给英豪科教管理。杨斌对房地产的感觉和他人不同。他认为，将来的住宅区，应该是象饭店一样有良好的公用设施和管理。比如空调，就不必每家安装。他的房地产开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荷兰村一次性从“远大”购进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空调设备，以至于远大中央空调把欧亚集团列为最重要的大客户之一。

　　把荷兰搬到中国的村长

　　在火车站前，有一个风水球，自西向东转，是总裁杨斌自己设计的，上边写着“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杨斌的解释是：风水自西向东转，我三十岁在荷兰，四十岁回到了中国。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荷兰人到中国来学习、工作。

　　“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意义。”杨斌说。

　　固执的杨斌脑子里总有些奇怪的想法，人们都知道，美国有个“唐人街”，是华人的聚居地，人们一到那里，就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亲情感由然而生。杨斌说：“我们讲招商引资，不能单靠招商引资的口号，外国人看重的是以商养商，谁不希望在异国、在东方看到自己家乡的情况？我建荷兰村，也是想给外商建一条‘唐人街’，架起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特别是欧洲与沈阳的桥梁”。

　　2003年开业后，在阿姆斯特丹一条街，有世界各国的名牌服装、珠宝、手表、旅游纪念品，还有各国的风味小吃，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其典雅、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向游人讲述了荷兰王国的百年历史典故。

　　荷兰村的建筑与园林完全为欧洲古典主义风格，荷兰王宫、海牙大饭店、典雅舒适的欧式乡村别墅，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后面飘着海盗船的倒影，随处可见的风车与欧洲中世纪雕塑比比相望，那古老的路灯、门徽，落地长窗后厚重的白色窗纱，无不让你产生恍若身在欧陆，游于荷兰的真切感受。

　　杨斌花了两个多亿，照着“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模样，按1:1的比例在荷兰村建造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荷兰村国际博览中心。杨斌告诉记者：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建于十九世纪后叶，是用当时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的白银修建的。今年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百周年，也是“庚子赔款”一百周年，现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又回到了中国。

　　这并不是单纯为了模仿而去建造的，在它们的深处，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勿忘国耻”。

　　沈阳与世界的纽带

　　为了他正在努力的梦想，辽宁省给了他巨大的帮助，政府专门为他在荷兰村旁边建了一个22万伏的变电站，还在荷兰村特批了一个公共汽车站。

　　沈阳在变，沈阳的地位也正在改变，沈阳的产业格局将要大规模转变。从这座重工业城市球迷的愿望中我们能感受到，从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压力中我们能感受到，从荷兰村的市场前景和战略规划中也能感觉到。

　　离开荷兰村，望着路上一一闪过的标牌，“EURO-ASIA”——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杨斌要给自己的企业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名字？“欧亚集团”，意味着什么？

　　交流使他获得了机遇，也为他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空间。“我了解荷兰，我更了解中国，我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杨斌说。

　　在东西方刚刚敞开的那一瞬间，“欧亚”和它的创业者们凭着对西方和东方的理解，嫁接了一份产业。从荷兰到沈阳，从辽宁到日本，入世后的东北，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正在逐渐被打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杨斌口述实录

　　整理/胡丽岩

　　我是一个苦孩子，五岁时成了

　　孤儿，是奶奶把我带大的，

　　从5至18岁几乎很少吃肉，所以我现在对肉有一种特殊的欲望。我那时吃饱饭就行，是亲人的接济使我长大的。作为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在人们的讥笑中长大，没有家庭的温暖，开家长会时我没有家长，所以我从小很要强。

　　上小学时，一年学费3元，书本费2元，我买不起，也交不起。奶奶在马路边卖茶水挣钱。一分钱一杯。就这样一分一分积攒来起来养活我。小时候我跟奶奶去买煤，回来烧水。奶奶教我怎样选煤，所以在我七、儿岁时就会比较哪种煤好。奶奶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南京市当地有个习惯，小男孩发育到6岁的时候，父母要给孩子吃一只小公鸡，用冰糖蒸。我跟奶奶说：你给我也弄一只鸡吃吧。但奶奶说：我们穷，吃不起。孩子，只怪你命不好，你是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你跟别人不一样。于是，我始终没吃到那只鸡。

　　还有一次，邻居家吃橘子，我也想吃，奶奶说：“咱们穷。你只有争气，才能有未来”。从那时起，为了能吃到一个橘子，我发誓要做人上人。我记得8岁的时候，我和奶奶每天下午4点以后才去市场买菜，因为那时候菜是一天当中最便宜的，有的还是人家不愿意买下的菜。

　　人世间的苦我都吃完了，按照西方的观点，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我也应该有所成功，除了我奶奶以外，那时我没有得到过什么温暖。因为我家里成份不好，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那一类的。人成功的关键是会不会做人，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学怎样做人。因为小时候家里很苦，这也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86年底奶奶去世，关于做人我奶奶教给我很多。小时候，我很调皮，又很要强，别人欺负我，我就跟他干仗。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奶奶知道后，不管我跟别人打仗有没有理，把我耳朵一揪，就给我揪回家。她说：“你是穷孩子，是没有父母的孩子，你就不能跟别人争，不能跟别人打仗”。但是也就是这种环境培养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我很羡慕别人有父爱、母爱，我也迫切地希望有爸爸、妈妈爱我。

　　想到今天的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遭受了更多的苦难，经历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也许我的成功就是因为有这样痛苦的经历，任何歧视我都可以忍受。

　　上中学的时候，大概是初二，我就领悟了，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改变我的贫穷。于是我付出了比我的同学多出十倍的努力，每天早晨4点钟，我都会在南京的马路边读英语，学英语，一直到上大学。我的英语成绩特别突出，这为我日后出国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在西方，读书的时候我也进餐厅打过工，帮人家运过货，也很苦。但是这种苦和小时候的苦难比较起来，已经算不了什么了。现在看来，我的成功也得益于我不懈努力的学习，其中包括对于语言的学习，我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包括英语、荷兰语、比利时语等几种语言，正因为如此，我在中国和西方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成功的第三点是我的做人。因为我能更多地理解别人，能容纳别人。我的苦难和经历使我学会了忍耐和宽容。我觉得没有别人就没有自己，没有社会就没有个人，只有别人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包括我对人才的看法也是如此，我能够发现人才，就是团为我能容忍他们的短处，而使用他们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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