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分别在1953年、 1964年、 1982年、1990年、2000年和今年共进行了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调查表和统一的标准时点，对全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地进行的一次性调查登记。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第五次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普查显示，人口年龄结构亦呈现新变化。目前人口较2000年第五次普查增长5.84%，比1990至2000年间下降0.5个百分点。我国人口的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而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改善，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在前述较低生育率水平判断基础上，加之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官员及学者开始担忧人口红利的加快结束。专家认为，此时依赖劳动力供给量大，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优势条件丧失，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开始掉头向下。
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对应的。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基本相当。业界人士认为，在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现状之下，放开“二胎”政策意在缓解“用工荒”，以及延续中国制造业“梦工厂”，保持经济增长后劲。目前有消息称，从2011年开始，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
人口红利还能够持续多久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随着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正在迎接着挑战，如何利用人口红利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实现发展的转变迫在眉睫。
区别于以往依靠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旧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途径。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我国目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压力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回顾“人口红利说”出台前后，可以发现，以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忽然成为“红利”而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无论理论与实践上，均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的人口诚如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加速、独子化等特征，撇开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其他影响不说，仅从经济而论，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现阶段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就在于中低端劳动力收入的持续且较快地增长。为此，就要维持中低端劳动力供略大于求的局面。
老龄产业市场广阔，产业链很长，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一般社会化老龄产业的模式，都以房地产作为养老产业载体，投入养老服务产业市场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很好的转型。社会化养老全面综合性服务模式将开拓诸多细分市场。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此标准，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计划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一方面是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如果这一局面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许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这些灰色的支出，数额虽然很大，但在整个航空业的资金流转中，又会显得很小，那些暗中操作的航空公司，很轻易地就可以“入账”，化解一切于无形。“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三个新特征。
我们需实事求是，未雨绸缪，采取行动，尽早做好科学应对准备。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说，计划生育政策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将面临的共同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视之为危机，认为它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科研和企业人士则认为其中蕴含巨大商机，正试图说服政府和产业界重视开发针对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技术。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位的城镇化和过快的老龄化两大特征，机遇与挑战并存。劳力供给和养老资源同时减少会形成两荒：“用工荒”和“养老荒”。
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2013年人口抚养比将下降，而这相应会带来人口红利的转折。我国的人口红利只剩10年左右。
放开二胎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是误解，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独生子女引起争议较多的主要在城市，农村地区普遍施行的是一胎半或两胎政策。
预计2015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为零，总劳动年龄人口约在2017年到2022年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刺激经济增长优势条件丧失，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开始掉头。
中国的赡养率今后将很快出现反转，这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人口将需要赡养更多退休人口——这将是未来20年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学术界的一些探讨认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后，随着祖辈和父辈的去世，第三代继承和拥有的房产将达到8套，这使得市场上的住房供应远远大于需求，最终导致价格猛跌。
2011年开始，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将逐步退休，中国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也将面临老龄化，就是世界主要国家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将直接刺激医药消费的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医药企业利润增速的提高。
有政协委员指出，从去年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老年产业规模有望从近1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和22万亿元。这比国家老龄委早先发布的“205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的测算更加惊人。
2010年以来发生的外资内迁热，折射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尚存。摩根士丹利认为，在中国城市化持续快速进行的背景之下，2020年前劳动力供应将保持充裕。估计农村地区至少有8000万到1亿的劳动力可以向其他产业或城市转移，中国绝对有更多的空间实现劳动力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