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翔 | 文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西方经济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结构性调整的主动力是技术进步，表现之一是新产品的发明，扩大了工业经济的范围，如电报、电话，铁路、轮船，以及家电、汽车、飞机等；之二是新的生产与管理技术，提高了工业制造的生产率，如机械化与自动化设备、计算机、泰勒管理等。技术进步大幅提高了社会的经济价值，但新增的价值对资本、知识与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分配上并不适当，根本上说，新增的价值过多地为资本所占有，因而需要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来加以调整。但是危机的调整主要不是为了消灭生产效率不高的企业，或效率不高的资本，而是改变各行业的价值链，使得某一个行业的价值更多地分配在劳动及知识的拥有者上，调和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使供需平衡。

　　中国经济在30年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首先是为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而发展的，而后才有内向型的制造业，且始终面临外向型制造业的竞争。中国经济中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与设备，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基本上是从发达经济体中引进的。因而，中国的资本没有过多地占有经济中产生的价值，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里，中国经济尚未出现结构性问题，也无须周期性危机来调整。但是近几年，经济中的价值在不同的劳动力群体间分配的不平衡，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变化。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中高端劳动力的年收入增长了十几、二十多倍，但全国的中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大概增长1倍不到，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与西方经济中橄榄型人口结构不同，中国人口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型的，即中低端的劳动力仍占多数，中低端劳动力在新增价值中的分配比例过低，使中国经济发展乏力。

　　中低端劳动力收入分配过低，除政策性的因素，最关键的是中低端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但自去年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中低端劳动力已出现供不应求，既是结构性的，更是总量性的。

　　中低端劳动力出现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大体上有三大因素：一是加工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生产需求；二是一些劳动力或者由于年龄因素，或者因素质提高，退出了中低端市场，减少了供给；三是最重要的，中低端的消费服务业进入较快的发展期，提高了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中低端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首先，改变了中低端劳动力近30年来供大于求的局面，结束了人口红利期。其次，中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经营将面临困难，需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第三，如果中国GDP增长未来数年仍维持在8%-10%，新增价值将更多分配于中低端劳动力。这意味着，或者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或者中高端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这两个下降将对企业的利润与中高端的消费产生影响。第四，由于多数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中低端劳动力生产制造或提供的，在多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型完成之前，这些中低端的生活用品与服务价格将面临持续的上涨压力。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需要承受的痛苦。

　　可见，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现阶段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就在于中低端劳动力收入的持续且较快地增长。为此，就要维持中低端劳动力供略大于求的局面。这要求在政策上发展乡镇的基础设施，以促进中低端消费服务业的发展；也要提供较宽松的环境，帮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转为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

　　作者为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