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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郎顾之争实质上是郎张之争。
郎咸平抨击顾雏军柯林格尔的MBO是侵吞国有资产，顾作出起诉的反应是一种合理的自卫。这种争论谈不上学术。张维迎作为支持MBO的经济学家，驳斥了郎咸平的一系列观点，这时就应该是两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之争了。当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这场争论时，这就成为两派的学术之争。
可惜这场争论的火药味太浓，感情色彩太重，除了坚持自己价值判断的唇枪舌战，学术内容的东西很少。这种争论难以产生真理，更谈不上真理的越辩越明。我们不反对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由此出发会对MBO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学者，观点是应该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规范的价值判断应该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但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是先有价值判断，再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价值判断会激发人们的“火气”，在这种“火气”的激发下，又会有一些过激的言辞，争论怎能不激烈？不过，这种看似激烈的争论对解决实际问题恐怕没什么帮助。
顾张之争的实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MBO好不好，应该不应该MBO.这个问题涉及国企改革的两个基本问题：效率与公平。效率就是国家实行MBO能否提高这些企业的经营效率，这个效率可以用许多客观指标来衡量，如就业率等。公平是实行MBO中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国有资产是否被个人侵占。如果MBO中有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不公正；如果不是这样，就实现了公正。
公正比较难判断，因为涉及到MBO的国有资产的评估问题。用不同评估方法评出的国有资产净值可能差别很大。公正还涉及到MBO的过程是否公开平等竞争的。
如果这个过程是暗箱操作，公正就难以保证；如果过程是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竞争，结果就是公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过程的公正比结果的公正还重要。
这场争论要解决的是国有企业是否应该MBO以及如何MBO这样的政策问题，这也是国企改革迫切的现实问题。这场争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也正在于它所涉及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对这样重大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不应该观念先行———先有自己的观点，再去找证据，而应先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就是先去收集资料，进行全部研究，得出不包含价值判断的结论。在进行这种实证分析时，经济学家应该持客观的立场———抛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要让价值判断左右对实际资料的分析。
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经济学家的客观性，经济学家应该只服从实证分析提出的客观结论，而不屈从于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经济学家应该牢记，他们研究MBO与研究其他问题一样，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为某种既定的目的服务。
即使实证分析得出了与自己价值判断不一致的结论也必须服从。经济学家要摆脱价值判断的意义正在于此。
实证分析可以从个案研究入手，但从个案中提出的结论并不一定是一般理论。
这就是说，一个国企在MBO之后效率提高了，并不等于所有国企MBO之后效率都会提高，更不等于MBO是国企改革的惟一正确道路。
同样，一个国企在MBO中资产被低估了，流失了，也不等于MBO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进而完全否定MBO，必须研究若干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被证明的理论为指导得出一般性结论。这种结论被称为理论，是制定改革的基础。但实证分析得出的理论并不等于政策，因为理论的运用是有条件的，正确的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过，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价值判断来争论政策问题就有意义了。
在郎张争论中，郎咸平研究了柯林格尔MBO的个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全部研究成果，无法判断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否正确。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郎咸平的个案研究正确也不能得出MBO错误，或MBO必定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结论。如果进行实证分析，张维迎首先应该抨击的是郎个案研究中数据、方法或逻辑推理的错误，而不是郎的一般结论。至于郎的指责是否破坏了企业成员的环境，那是一个不搭界的问题。掩盖企业的问题并不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实事求是地批评企业才是真正爱护企业。郎张争论中缺的正是这种实证分析的交锋，多的是无用的感情发泄。
中国的改革面临太多的问题，包括国企的MBO在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首先是实证分析。经济学家是否为改革作出了贡献，不在于他们激情地呼吁什么、反对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否严肃、认真、客观地实证分析了什么。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经济学家也难以免俗。但仅从价值判断出发，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是无用的，最需要的还是冷静下来实证分析点什么。
□梁小民(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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