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发言的是湖南省粮食局副局长邓德林先生。大家欢迎！

　　用市场经济办法解决粮价和土地问题

　　邓德林：各位专家好、同志们好。我现在中央党校学习，闲暇时间写了篇文章，在中国经济时报发了一个“关于粮食安全”的文章。之后，《中国经济观察》发了我这篇文章，叫“理性应对粮价上涨”。我又利用一些时间在农村做了一些调研，今年的夏粮收购跟往年相比，收购的价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各方面都很高兴，但是农民反映怎么样？通过调研和思考以后就想写篇文章。就是粮价涨了，农民为什么还不挣钱。

　　粮价涨了，但是作为农民有没有增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民增收。难点也在农民增收，那么粮价上涨，涨到今天我们这个程度，农民的收入增长究竟怎么样，我觉得农民心中还是有疑虑的。我做了一些数字的分析。北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今年就南方的早稻来说，早稻一般比较好的可以达到1000斤没有问题，基本上保守的讲就是平均800斤，基本上是这样的水平。收购价从80多块一直攀升到90多块，直逼100块。基本上达到我们袁隆平院士所讲的粮价要100块基本合理。已经到了直逼100块，合不合理？数据分析就很明显。100斤100块，意味着一亩耕地，一亩农田所收的毛收益是800块钱。但今年的农资、化肥、机械用工、油量都在上涨。成本的开销大的数字来讲每亩耕地350块钱。350块钱是不算人工成本的，如果把人工成本算进去的话，一亩田多的12个工日，平均是10个工日。如果按照在大城市打工，一个工日是80块钱的标准，10个工日就是800块钱。很明显，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的报酬都打到成本里的话，做田还是负数。能出去打工的肯定就不会做田了，结果留下来的是38、61、99部队，38是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年人。这部分人承担更多的劳动任务。大体情况是这样。农民做田，要有收入！农民增收，就是两个途径。要么提高价格，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要么就是扩大生产规模。

　　如果说每亩田从现有的价格基础上能够增加，每斤粮食增加5毛钱，也就是增长50%？增长50%的话就是150块钱，一旦150块钱，一亩耕地收入到了什么水平？到了1200块钱，我们成本是不变的。如果说我们把10个工日打到成本的话加农资生产费350块钱，拐点就是150块钱。从规模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做一亩田，人均耕地是一亩四分田，不是做一亩，每个人做十亩，基本上达到净收益的拐点。种十亩地所用农资的成本是3500块钱，一亩是10个工日，十亩是100工日，打五折，假如50个工日来算的话，很明显，十亩地是8000块钱，50个工日加3500的成本就是7500块钱。净收益，绝对收益是4500块钱。那么农民要增收最关键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第二个是规模。

　　首先我想说价格问题，就价格而言，国家粮食安全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位置。我们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总是想在价格问题上做点文章，来抑制粮食价格。是不是粮价上涨以后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呢？我们现在讲，粮价上涨以后，也许粮食的供应能力增强了，而购买能力却不行了。因为我们城市里面有大量的低收入群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是抑制粮价，保证城市低收入群体能够吃得上饭，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抑制粮价，但是抑制粮价，农民不满意，就给农民补贴，粮食生产直补。而粮食生产直补在一定的阶段，对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一方面补贴绝对数量是很小的，弥补不了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粮食在直补，农资也在同步上涨，甚至比直补上涨幅度还要大，而冲抵了直补政策的激励因素，农民就不满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维方式？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就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思维。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民是吃亏的，农民是做了巨大的牺牲。而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还是让农民吃亏。我觉得很不公平。能不能够放开价钱。因为这个市场是靠供求关系来调节的，很简单的道理，粮价上涨农民积极性会高，农民积极性高粮食就会有人种。而粮价下跌，老百姓就不会种粮，老百姓不种粮，你国家的粮食安全从何而言？

　　所以我觉得还是从粮价来着手，让市场来调节粮价更合理一点。市场调节粮价不是说粮食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恰恰相反，是更好地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如果我们现在仅仅靠一点储备来调节，来打压的话，给市场是很混淆的信号。因为粮价低，给老百姓的信号是粮食多了，这么低我没有必要去种它。而农民不种粮，恰恰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最大的隐患。

　　我们讲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经济，市场经济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用市场调节粮价以后，市场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比如粮价上涨以后，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粮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用补贴农民的钱来补贴低收入群体？我又算了笔帐，我们给农民的生产直补是600多个亿，加上小的包括农资的补贴，800亿是没有问题。而我们如果给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补贴的话，我们13亿人口40%多的城市化率，如果6亿城镇人口，按10%的低收入群体计算，就是6000万，6000万每个月给30、40斤粮食，一斤补贴1块钱，一年360天，12个月，一个人补贴360块钱，6000万是200亿多一点。再退一步，所有低收入群体我们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吃粮食也就400多个亿。远远的比补贴农民的生产直补花的钱要少得多。可能带来的效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民，满意度都要高得多。我觉得这是价格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规模问题。规模实际上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改革开放30年，到了今天，这种刺激作用走到了尽头。没有规模绝对不会有效益，所以各个地方在土地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中央每年一个1号文件，每届农村工作会议就是研究土地问题怎么样突破，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觉得到了今天这个土地要放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我02年在东京教授的老家，湖南的县级市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我想仅仅改农村税制的问题不能改变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促进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怎么办？农村发展里面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乡村的债务，负债太多了。但是我又没有什么法，最后就是把所有的荒田、山坡、荒地，所有的集体资产全部卖掉。卖了以后解决问题了，把所有的债务基本化解了。其中有两个村，问我种田的地能不能够卖？我说你们做不做，我不支持，也不反对，支持肯定违背中央精神，反对你，就干不成了，我实际就是默许了。但是有一条，必须有一个法，向安徽凤阳县学习，别捅娄子。两个村把所有的产权全卖完了。当时也没有产权，所有权的概念，没有资本的概念，就是所有权，经营权，我说管什么权，土地肯定是国家的，美国土地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老板的。我说只要让它能够抵押，能够流转就行。当时到银行抵押不行，流转是行的。

　　弄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当时因为税改名气大了，来的人也多，新华社记者偷偷到我那里搞了一个礼拜，写了一个长篇大论的文章，这个稿子被送到家宝同志手里了，他当时是副总理主管，家宝总理批了，要尊重基层的首创，也没有讲好也没有讲不好。拿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赚了不少钱，到财政部拿了不少补贴，赚了大便宜。不过，新华社捅了个小篓子，一个内参说村里的土地卖完了，搞完以后领导很紧张，上面就来了。中央有关部委一直到了省里面，改革领导要担担子。我说我们在纠正。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封闭的，也没有宣传。包括教授去我那也没有跟他说这个事。直到今天那个地方还是卖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土地问题要突破。专家讲了很多道理，教授也写了很多文章，大道理我也搞不太明白。我脑子里想了一个死理，在座很多年轻人租了房子，我也租过房，虽然我也买房子，我也卖房子，我也租房子，我小孩高考那一年不让小孩在学校，优秀生非得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家长得陪，生活要好，长的胖胖的，体重和高考成绩成正比的。天天就吃。因为我在下面工作，我不跟我老婆在一起，我老婆很辛苦，每天跑到租的房子，回去给小孩做饭。我偶尔回去帮帮忙。那个窗台上炒菜油很重，窗台上净是油烟，我想怎么把它弄干净一点。后来一想，我说算了，老婆辛苦我也很辛苦，租的房子一个月，两个月就到期了，我也没有必要弄他，反正是人家的，也不是我的，那么多东西关我屁事。这是什么概念？这房子不是我的，我是租的。如果房子是我的，我绝对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哪怕我再辛苦。而房子是我租的，我什么也不管。

　　我拿这个事情作比较，我们的土地50年也好，现在搞长包70年也好，仍然只停留在一个租赁关系，很多人就不舍得去投入它。如果我们不是租赁关系。是我自有的产权，那么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爱惜就不用说了。如果是买卖关系，产权关系能够买到我的名下，发生的变化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一个是在价格问题上，一个在土地问题上必须要改革。也就是说价格要走市场化的路子，土地也是，土地市场化成熟的时机到了。今天就说这些，不对请专家同志们批评。谢谢！

　　赵振华：谢谢邓局长。邓局长虽然有口音但是我听明白了，就是用市场经济办法解决市场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