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美元本位体系

　　概述：国际金融体系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与公平的金融自由化相背，这就是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

　　四、国际金融体系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与公平的金融自由化相背，这就是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金本位”货币体系解体，汇率、利率大幅波动，造成极大的全球性的动荡和风险。美国经济仍然主导世界经济，国际货币体系迅速延续与美元的联系，不以黄金为基准，以美元为基准。出现亚洲美元市场，欧洲美元市场，债务美元化，资产价格美元化，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汇率与美元挂钩，以美元结算。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相当于全球中央银行。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不合理。如果美国的中央银行地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央行，其独立性中立地位对全世界也有一定的公平性。 但是美国中央银行是根据美国经济制定货币政策， 如果美国经济的和金融市场的变化，美国货币政策相应的变化，就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就确定了全球的经济唯美元走向马首是瞻，实际是唯美国经济的马首是瞻的命运。美元的美元币值左右全球各种价格，左右全球的经济。

　　新兴的资本流进流出与美元币值显著相关。全球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 石油危机，粮食危机，都与美元相关，与美国经济相关。

　　比如， 墨西哥90危机就是因为货币错配，债务以美元计价，产品以本币计价，当美元相对本币升值， 债务危机就爆发了。

　　泰国，当大规模资本流出时把本币换成美元，流出规模超出美元外汇储备， 货币危机就发生了。如果泰国也相美国一样，泰坝时国际货币， 货币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日本80年代买了美国的房地产。一个广场协议，日元升值， 美元相对日元贬值近200%， 日本人马上退出美国房地产市场。美国轻而易举地收复失地。

　　菲律宾亚洲金融危机当年的人均GDP从上年的1100美元， 突然降至740美元， 员应就是皮索对美元贬值。一个国家的国力随美元币值变化而忽大忽小。

　　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美国国债，更是随美元币值来界定外汇储备的亏损和发达国家一般不容易出现债务危机。比方说欧洲， 因为其债务以欧元计价，这是欧元的国际硬通货的国际地位决定的。欧元计价能够被接受。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常不利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错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制的不得已。

　　这次次贷危机，美国、欧洲立即启动强大的货币制造机制， 不惜代价地拯救金融机构，稳定市场，稳定经济。

　　美国央行的这种全球中央央行地位，英国和欧洲这种准全球央行的地位，是他们的国家和地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全球发货币来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这种“权利”是非常关键的。

　　去年8月份，次贷危机全球爆发，英国由于央行行长认为金融机构玩火自己负责，政府救助会产生道德风险，坚持“风险自负“原则，没有采取发货币的引发道德风险的拯救方式，坚持“风险自负“原则，英国发生百年不遇的央行挤兑，几乎把英国经济拖垮。后来英央行改变立场，国有化北岩银行，注资拯救伦敦金融市场。

　　我们应该看到，假定当年泰国也能发钞票， 亚洲金融危机地历史可能要改写。遗憾的是，泰国不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新兴市场是金融弱势群体。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定要与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体系地健全相匹配，否则一旦引发危机，不可能像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那样，得到美元本位体系作为后盾的保护。

　　另一个警示， 21世纪初美国为了治疗新经济危机而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发出美元，通过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推动的美元全球货币创造过程，制造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形态，长期的低利率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次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

　　这次拯救次贷危机的全球储备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再次带来新的下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新兴市场在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风云变换的同时，一定要前瞻性地预见性地注意到，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美国发出货币，如果不超出国界，或者说没有金融全球化的推动，美国的货币政策从调整国内经济的角度，是可能收放自如的。但是，全球流动的资本无孔不入的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可能不是美联储的利率提升就能完全收回去的，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创造的货币，已经渗透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可能不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完全能够调动的。

　　实际上，这里隐含一个相应的全球金融体系缺位的问题。在美元本位的货币制度下，美国可以发货币，但是在金融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下，并没有一个相匹配的全球金融体系来合理有效的管理这些全球过剩资本，以及过剩资本的全球过度流动带来的问题。全球缺乏相应的金融体系来调整、防范这个新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问题曾经被反复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假设是全球危机的拯救机构。但是IMF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更多是事后危机解救。而且国际组织的危机解救计划的诸多政策限制，更多是理论上的合理而不是实践上的可行。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途径和需要不断改革的过程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有距离的。而国际组织按照解救南美的国家债务危机的方式和思路制定的拯救计划，对亚洲经济危机的东南亚各国，主要因为超前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私人企业的过度短期外债，以及相应资产价格的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的危机国家，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有针对性地拯救危机，实际上不同程度有加剧危机的影响。比如印度尼西亚，过度紧缩政府支出，加速了经济的衰退，加速了银行的破产，最后导致社会动乱，政权更迭。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欧洲诞生统一货币——欧元，亚洲的外汇联合防御机制的讨论也应运而生，10＋3，还有3个10＋1的地区性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有退回到区域化，地区化，甚至贸易保护主义的迹象。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且不说，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作用，也可能世界就是这样发展，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变来变去，其实呈螺旋式循环也未可知。至少，人们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在尝试保护自身的利益，避免这种流动性过剩的新的货币表现形式的冲击。

　　中国需要明白，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经济格局下，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不是中国一己之力能够与之较量，能够改变的。

　　短期内，中国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利用国际的多边平台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共赢。长期来说，中国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方式发展节奏，加大经济体系的弹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样才有可能在“不健全”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对危机进行最好的自我防范。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己之力能够改变这个东西，所以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我其实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采不采纳我不管了，这是第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