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洛：国际评级机构应正视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

　　马文洛

　　7月20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BBB+长期政府评级和A-2短期政府评级分别调升至A-和A-1,评级展望为正面。标准普尔指出，中国评级的调升反映了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积极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率的提升。

　　标普评级反应迟钝

　　这是有史以来标准普尔第一次把中国的评级提高到A级系列，表明标准普尔开始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改变其一贯的保守形象和过于谨慎的评级方针。长期以来，标准普尔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进步反应过于迟钝。相对于穆迪、惠誉等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中国的评级显然过于保守。两年前，穆迪就将中国的主权评级提升为A2级，惠誉则为A-级，然而直到今日标准普尔才改变了对中国的评级，拉近了其与同行的看法。穆迪等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相对于标普，穆迪更看好中国。因此，穆迪和标普对中国主权评级的差异表明，目前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家主权评级是值得商榷的。

　　国际评级界有所谓的“主权上限原则”，国际融资活动其评级均以所属国家政府信用等级为上限。其依据是一国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利与资金来源，所发行的债券以政府税收为偿付资金来源，其信用等级无疑高于该国任何发行体，成为该国所谓的“金边债券”。同时，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有权收回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外汇收入，中央银行也有权对本国资金流出流入进行直接管制。因此，主权评级的高低直接决定该国政府及在该国注册的公司在海外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

　　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规定，银行与储蓄机构持有的任何一个债务人发行的非投资等级债券不允许超过其指标与盈余之和的10%；抵押类债券和外国债券必须评为AA级及以上才可以作为保证贷款的担保，保险公司投资组合中只有A级及以上债券才可获得最小的资本金要求。标准普尔对中国进行评级以来，一直维持在BBB级的区间，期间仅有小幅微调。1999年7月以来，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标普将中国BBB+级别降至BBB级，一直维持到去年2月才恢复到BBB+级。相对于其他评级对象，标普无视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评级缺乏敏感性和前瞻性。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主权信用级别由AA-急速降低到BB-。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渐退，以及韩国对银行业改革的成效，至2003年7月，韩国信用级别已提升到A-级。这说明标普对韩国的评级过于敏感，而对中国的评级则过于迟钝。

　　意识形态影响评级的客观性

　　当前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天壤之别，但评级几乎没有变化，评级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没有考虑到中国国际经济金融地位的提升，这显示出评级机构的一种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表面上看是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变化，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影响到评级的客观公正性，其中所谓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评级的影响甚大。虽然有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少数国家开始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美国等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这种所谓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评级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给予中国的主权评级难免失去公允性。鉴于信用评级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力，如此评级使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对中国不公平乃至带有歧视因素的评级在一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金融霸权。

　　标准普尔无视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无视其他评级机构的看法、无视中国舆论的质疑，迟迟不予修订对中国的主权评级，但却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做出一些欲进入中国市场而故意吸引眼球的行为。如2003年底公布了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评级，受制于中国主权评级，中国银行业信用级别都较低。2005年6月23日，标准普尔又发布了《2005~2006中国保险业信用前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总体进步较大，但在多个范畴，如定价、准备金水平和公司治理等尚欠成熟，资本基础依然偏弱，处于寿险业与非寿险业的行业风险皆高的“双高”状态。这也引起了部分中国保险公司的质疑。

　　金融体系改革使中国信用实力得到提升

　　但不管怎样，标准普尔此次提升中国的主权评级，我们应给予正面积极的回应，这对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造、谋求境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是个积极的信号。标准普尔指出，金融体系的改革使中国政府的信用实力得到提升，肯定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和贷款质量的改善，以及吸引外资入股对银行业管理素质提高的作用。将于2007年施行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银行未评级，就不能获得低于注册国债权的风险权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级别基本等同于国家主权评级，中国主权评级的提升可以提高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有助于提升银行资产质量、吸引外资的入股，更能降低银行境外融资成本。当然，标准普尔也指出了中国银行业的授信技术仍有待提升，这也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近年来强化对商业银行客户风险控制的要求相吻合。

　　对主权国评级，需要考虑一些政治、社会、文化等定性因素，如“政治局面的稳定性，社会和经济的凝聚力，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等。从定量角度分析，国家信用特征主要表现在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GDP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债务结构等方面。其中偿债率(当年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商品劳务出口收汇额)，债务率(外债余额/GDP)，负债率(外债总额/GDP)是衡量该国债券结构的主要指标。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突破7000亿美元，外债偿付能力极强。就在标准普尔提升中国主权评级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朝着拥有灵活的、市场化的汇率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是中国经济加速国际化的信号，也是提升中国国家信用状况的有利因素。

　　标准普尔的新闻稿指出：“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更具弹性的利率、物价控制的放宽以及非贸易部门的产能提升，加快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评级将有调升的可能。”由此，我们认为，如果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放弃保守甚至偏见的立场，正视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和金融业改革的积极变化，则没有理由不适时进一步提升中国主权评级。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