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创造需要借力于创意经济

　　“人家吃肉，我们啃骨，人家吃米，我们吃糠”是对中国制造这一“汗水工业”最为形象的描述。“中国制造”与“外资创造”的现象，已经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战略，但“中国创造”还需要“技术+创意”的两条腿走路战术。

　　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唐韵/北京报道

　　汽车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在中国的合资汽车企业中，外资提供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中方企业只得到利润的30%。有专家估计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指一个公司根据自己的规格设计和生产一个产品，然后将其出售给另一家公司来冠注商标和分销)贴牌产品的利润，外国人拿走了92%，中国人最多拿到8%。

　　产品利润从制造向创造的转移，让中国企业在代工环节的获益微乎其微。

　　这一现象把专家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对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反思上——中国制造走过了20多年，形成了所谓的“工业革命”，但是并没有产生统一的工业文明和工业文化。作为一个以制造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要方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向创造型大国转变并没有实质的进展。

　　这是2005年7月8日，北京嘉里中心，“2005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所获的感受。

　　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起并组织，旨在为我国尽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献计献策，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创造”除了需要“中国技术”，还需要“中国创意”。

　　走出“汗水工业”

　　如果是“中国制造”，就一定会被打败。如果是“中国创造”，就一定不会败。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两年前就放出话来。

　　那么，什么是“中国创造”？

　　“‘创造’是‘人无我有’，‘制造’是‘我有人也有’。”张瑞敏表示。作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海尔集团在2002年就已经成功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打进日本市场，在日本本土和日本制造“短兵相接”，并提出“中国创造”才是取胜之道。

　　在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看来，所谓中国制造是地域概念，只要在中国领土之内制造出来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无论它的品牌、设计、技术、利润归属于谁；而中国创造是所有权概念，是指中国控股的资本，他们拥有了技术、品牌、利润，无论它是在国内生产，或者是在国外生产。

　　“比如我们在越南办了个越南力帆，占有70%的股份，就是越南制造，但由中国创造。”

　　作为全球最大的影碟播放设备制造基地，中国每出口一台DVD需要交给外国人18美元专利费，除去成本，只能赚1美元。一台标价79美元的MP3播放机，属于中国企业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

　　产业上游，外资拿走了创意、设计和核心技术；下游，外资掌控着品牌。而“人家吃肉，我们啃骨，人家吃米，我们吃糠”是对中国制造这一“汗水工业”最为形象的描述。

　　但是，中国企业普遍被“市场容量大”的假象所蒙蔽，片面追求市场、渠道、价格等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就陷入了一个困境：产权制度上的问题解决不了，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竞争能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技术就难以转化为财富。

　　技术＋创意＝中国创造

　　轰轰烈烈的“中国制造”的热闹表象背后，是中国企业利润的大量流失。

　　对于企业来讲，由以前所谓的OEM到了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是指一家公司根据另一家公司的规格来设计和生产一个产品)，成为一个独立的产品提供商，这种转变是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事实上，我国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注意到“中国创造”这个问题，我国提出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注意到我们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不高，全国建立了53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发展了，对发展创意产业却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现在制造业的文化含量低，品牌、创意、设计水平低，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勇锋说。

　　可见，技术的生产与创意的生产，是“中国创造”战车的两只轮子，但至少现在来说，国家对“中国创造”的支持，还只是一条腿走路，更侧重于技术创新层面，而忽略创意生产的层面。

　　“必须把制造业升级跟发展创意文化产业紧密联系起来。” 齐勇锋说。

　　在今天的中国，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资本运营者找不到投资的方向，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拥有者最终发现经营困难，甚至一败涂地，“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答案至今为止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就是创意的匮乏。简单的讲，在信息时代，市场格局发生变化，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对“财富”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有形的资源、实物的资产和触手可得的资本。

　　而微软的总裁盖茨却讲，好的创意才是价值之源。

　　“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 Industry、Creative Economy)，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技术生产力不同，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创意产业专家金元浦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更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 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

　　“‘中国创造’除了需要‘中国技术’，还需要‘中国创意’。”金元浦表示。

　　创意也是一种产业

　　“中国制造”与“外资创造”的现象，已经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英国和中国香港相继推出发展“创意产业”的纲领性政策，但在中国，创意产业更像是一个杂乱的地摊，大大小小的企业夹杂其间，缺少指导与支持。

　　“有的公司似乎并没有生产什么实在的产品，广告公司提供的仅是演示和报告，媒体提供的仅是转瞬即逝的信息，设计公司为产品包裹外衣，娱乐公司为品牌传播做出了贡献……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的经济增值行为，需要提高到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高度。”金元浦说道。

　　“缺乏相关的概念框架，关于创意与创新对制造业和经济带来的增加值，数据也不是很完善，国家政府了解‘创造’的重要性，但很难就他们如何投资创意产业作出正确的决策。”

　　“有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创意产业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不能够正确作出政策和投资的决定，就无法切实的得到落实。有关的计划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由顾问波尼·阿斯科鲁德所讲述的问题，正是“中国创造”面临的症结。

　　“就整个社会而言，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并没有被当作真正的企业家。许多创意企业家本质上都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不合常规的，富有想象力。但是他们需要资金的投入，不管是设计、音乐、还是软件开发，这种创意工作本身需要非常大的动力和良好的环境。”金元浦表示。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被认为是“中国创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政府缺乏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做法提升创意产业，也没有采取跨部门跨学科的措施或者政策来促进他的发展。

　　对话

　　“中国创造”如何借力“创意经济”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唐韵

　　嘉宾：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创意产业专家

　　熊澄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家信息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波尼·阿斯科鲁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由顾问

　　安德鲁斯尼尔

　　英国议会创意产业部主任

　　安东尼冯应谦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创意经济”期待政策导向

　　主持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们看到国家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已经实施了很多年，相比之下，创意产业却备受冷落，政府应该如何与创意经济形成互动，服务于产业发展？

　　金元浦：我们对创意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政策制定、产业布局、人才战略的研究还十分肤浅。

　　创意产业对“中国创造”的贡献度，应由分析报告和数据统计为基础，由领导人制定宏观政策导向，从而逐一细化，形成具体项目，进行计划资源配置。

　　此外，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首先需要一个国家总体规划，确定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政策导向。在形成总体共识后，逐步细化。以“创意香港”为例，前特首董建华曾经多次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竞争力，必须走高增值路线，要提高增值力，就要重视“创意”。英国也是如此，布莱尔1997年当选英国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

　　波尼·阿斯科鲁德：创意产业在中国并没有被公认为一个产业，因此它也就无法获得优惠贷款等待遇。由于缺乏相关的概念框架，以及关于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数据非常的不完善，因此政府很难就如何投资创业产业作出正确的决策。这表明政府需要改变很多现状。

　　熊澄宇：我们的创意产业归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的，管理层次太多。以网络游戏等数字内容产业为例，在第一级直接参与管理的是文化部，还有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务院信息办；第二线参与管理的有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劳动和工商税务等部门。直接在数字内容领域参与管理的政府部门，大概有18个部级单位，这种管理难以协调、规范。

　　创意产业的培育：教育先行

　　主持人：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时间不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力资源差异巨大，现在就提出发展创意产业，是否合适？

　　波尼·阿斯科鲁德：中国政府应当了解到，创意产业给国家提供了特殊的扶贫的机遇和经济发展的机遇。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怎样使得文化创意活动和文化产业融入到整个扶贫规划当中去，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规划当中去。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创意经济的环境下，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到底有没有融入创意产业。中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在工商管理教育当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对创意经济有多少强调。MBA的培训计划一般是为了给学员培训有关的工商管理的技能，但对人文科学和创造能力培育方面却没有涉及。现在国外商业教育遭受很多批评，在设计课程上过于拘泥于以往的案例，没有很多创新的内容。如果我们MBA课程能够进一步融入更多的创新内容，增值效应会大大提高。

　　熊澄宇：创意的大规模生产，与“中国创造”是不可分的。“中国创造”区别于传统制造业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转换，主要还在于它有创意经济的特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具有充分创造性和发展空间，又具有规模市场效益的产业，给一种比较清楚的国民经济定位，从而为其发展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政策定位。

　　金元浦：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过于民间化了，零散、缺乏有效组织，首要问题，是因为缺少对创意产业的理解、认识与认同，特别是各级决策层对此缺乏理解。创意产业的基础是公民的创新能力和创意水平，是对公民知识做出普遍提升后，对公民创意能力的提升，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希望工程”。我们知道人的创意能力不能买卖，创意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稀缺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需要创新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发展。

　　创意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实现

　　主持人：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老生常谈，又不得不谈的问题，创意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很高，可是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会不会反过来妨碍发展？在创意化为经济资源时，版权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熊澄宇： 知识产权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国家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的机会，增强原创能力，推动个人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现行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将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美国总是拿知识产权说事，但美国知识产权战略对内和对外实际上实行双重标准。对内保持一种相当清醒的态度，一方面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盲目提倡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还要大力的削减过多的知识产权。对外主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交替使用WTO规则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国内法律的“301”、“337”条款，要求其他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做法。

　　安东尼冯应谦：“中国创造”，创意产业，都强调一种因素，就是创造。而创造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2003年的时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综合各国对版权产业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个名为“版权产业经济贡献”的调查指南，目的在于指导各国从版权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查。这个报告目的就在于指导全世界，创新并获得版权，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盈利资源。

　　在日本，一个音乐家把自己的版权进行抵押，在银行贷款，用来购买设备。作为企业来说，英国有一个例子，有一个音乐家叫大卫，一个经纪公司用5500万美元购买了他未来版税的收入，把版权所有的作品和未来的收入进行证券化，发行证券。这样一来，他们提出一种三赢的局面：音乐家盈利，经纪公司盈利，投资者也盈利，真正的把版权作为资产。

　　安德鲁斯尼尔：我的朋友是一大型企业驻中国的CEO，他经常去上诉知识产权侵权，只有两次败诉，这显示中国在知识产权的法律执行方面，对他的业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谈到了腐败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这影响到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在新的法律框架和现有的权利网络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资料：

　　“英国制造”、“香港制造”的创意转型

　　英国 英国也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英国制造”逐渐失去功效后，如何调整国内产业，获取更高的附加值是英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布莱尔1997年当选英国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

　　10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创意产业是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2002年，创意产业行业内约有122，000家公司在登记注册，雇佣总人数为190万，成为该国雇用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 。

　　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政府对创意产业采取了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扶持，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创意产业成功推动了英国出口，有效地抵补了货物贸易逆差。

　　香港 2002年9月5日，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的首份题为《香港的创意产业》的研究报告显示：至2002年3月为止，香港创意产业聘用了超过9万人，占香港总就业人口3.7%；创意产业在2000年的出口总值达100亿港元，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3.1%。

　　2003年1月8日，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在“拓宽经济领域”的标题下，正式提出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香港市民的知识智慧、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灵活求变的能力，是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基础，相关政府部门将共同研究具体方案，营造有利环境，推动及协助创意行业的发展。

　　2004年5月，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表示，加强对设计及创新发展的支持，政府计划动用2.5亿元成立基金，推出“设计智优计划”，并成立“创意及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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